为什么说它是“引发最多讨论的一本书”？

　　“我这一生读过的最重要的书……它不只是一项历史学术贡献，还是一项对世界的贡献。”对于美国学者斯蒂芬·平克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比尔·盖茨如此评价。这段话被放置在该书中文译本最前面“本书所获赞誉”的第一条。

　　接下来的赞誉，还包括“及时的书”、“极为振奋人心的著作”、“定会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至关重要的书”、“令人惊艳的好书”、“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等。前置的29条评论，几乎全是赞美之声。

　　事实上，平克这部新作的英文版在2011年10月出版之后，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巨大争议，其中包括不少批评，甚至是措辞激烈的反对声音。评论中有一条：“这是本年度能引发最多讨论的一本书。”从这个角度来说，呈现这些争议与讨论，或许是我们探究“暴力为什么会减少”这一重要命题的一种方式。

　　被认为陷入“确证偏见”

　　在新书中，平克首先提到了“冰人奥茨”——这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脉一处冰川发现的一具尸体，“在铜斧和背包之外，他还带着一筒羽箭、木柄匕首，还有一块裹着树皮的琥珀——一套精心制作的打火装置”，尸体“已有5000年的古老历史”。十年后，放射专家宣布了一个发现，奥茨肩膀上埋着一个箭头。

　　“他并不是像原来科学家推测的那样，失足山崖后被冻死，他是被谋杀的。”平克写道。DNA测试从奥茨的羽箭箭头上发现另外两人的血液，在匕首上发现第三个人的血液，斗篷上还有第四个人的血液，用这些，平克展开了“场景还原”：“奥茨参与了一次抢劫，与比邻的部落发生冲突。他用箭射杀了一人，然后取回羽箭，射杀另外一个人，再次取回羽箭，他背着一位受伤的同伙，在受袭后进行抵抗，最后自己中箭倒地。”

　　平克的推理看起来直截了当。不过，评论者斯蒂芬·科里撰文认为，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奥茨之死的诸多可能，而平克呈现给读者的只有一种，即“与比邻的部落发生冲突”。分析已有证据可知，这确实是一场暴力导致的死亡，但一定是部落冲突引发的？

　　对于《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样探讨人类宏大问题的著作，如此“挑刺”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但毫无疑问，这些细节方面的问题正反映出作者写作的某种偏向。正如生物学家罗伯特·艾普斯坦所认为的，“平克在写作过程中时时会陷入一种‘确证偏见’，所引用的资料来源大多数都或多或少有利于支撑其最终结论，而对于那些明显不利的例证则往往视而不见。”

　　如果奥茨之死的例子，还不够直接而充分的话，中国自由撰稿人李尔克的发现则可以说正中靶心。书中，平克绘制了一幅“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国家形态社会中的战争死亡的百分比”图表，试图说明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暴力死亡率（约15%）远高于国家形态社会（约5%）。这些重要数据的来源之一是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波勒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不过，“波勒斯本人十分小心地指出，作为他数据来源的考古遗迹并不能充分说明在这些原始社会中的客观暴力死亡率”。然而，平克却从这里获得了看起来“惊人”却又确凿无疑的“事实”。

　　作者与评论者“过招”

　　对于平克的新作，即使英文版出版四年后，仍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2015年3月13日，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在《卫报》上撰文，以“关于暴力和战争，斯蒂芬·平克错了”为题开始批评。

　　平克认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已经没有‘体面的’欧美民主国家会卷入战争之中”，在上世纪80年代，一些军事学者发现，最具破坏性的大国、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在约翰·格雷看来，并不能说明人类变得更加利他或更加和平。格雷强调，如果这些年大国之间避免了直接的武装冲突，但他们仍然以“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进行对抗。事实看起来俯拾即是，英国法国入侵苏伊士运河、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入侵伊拉克等等。不止是格雷持有这种看法，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教授爱德华·赫曼与记者大卫·皮特森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的一篇长文也表达了类似的批评。

　　“战争(的形式)已经改变，这是一个事实，但并没有变得破坏力更小。”格雷说。他同时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导致暴力致死率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权力有时会导致大规模死亡，例如，苏联因为大肆开展农业集体化，最终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死于饥饿等。

　　仅仅一个星期后，平克就在《卫报》予以还击，发表的评论言辞激烈，从标题就可看出他的自信——“你猜怎么着？越来越多的人如今生活在和平中。且看看那些数字”。对于“代理人战争”的问题，平克认为，冷战结束后的超级大国，它们支持一些国家内战的破坏性，比大国之间战争的破坏性要小得多，甚至随着冷战的结束，内战本身也开始衰退。他没忘记“看看那些数字”：“数字很重要：一场850万人战死的战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场5000人死亡的战争（如乌克兰东部）的不同之处在于有849.5万人去工作、娱乐和爱，而不是腐烂在他们的坟墓里。”

　　相比于格雷的洋洋洒洒，平克只是简短回应。在其前半部分，平克用复读机式的口吻，认定格雷“不仅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类似地平学说的错误，简直是错到不能再错”。

　　宏大叙事的基本局限

　　对于最近发生的这场论战，评论者R.C.史密斯撰文称，格雷的总体观点偏弱，但平克的反应尤其不能让人满意。

　　更重要的是，史密斯认为，平克关于道德进步的实证研究不能揭示现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全貌。“事实上，虽然一些‘道德进步’实现了，但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些毫无必要的社会苦难、极端野蛮暴力的制度——比如系统性的经济不平等与不公，没有被消除？平克的实证研究不能回答这个重要的社会哲学问题。”

　　在平克新著“导读”中，台湾学者钱永祥也表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从一种宏观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人类历史进行宏观的重建，但不经意间，‘宏观’却容易被作者以及读者误解成了‘全貌’。平克证明了历史有进步可言，这进步在于暴力在降低。但是暴力在降低，以至于暴力所导致的苦难在减少，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已摆脱了所有的苦难。”

　　钱永祥继续写道：“事实上，饥饿、贫穷、疾病与营养不良、缺乏教育、天灾疫病，依然在”南方“国家（the Global South，范畴基本等同于‘第三世界国家’，编者注）折磨着数以亿计的人们；失业、贫困、老病，在发达国家也是严重的问题；何况上面提到的制度性暴力，包括族群冲突、性别歧视、宗教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全球流动之后的劳动剥削与环境破坏，并没有被人道主义革命与权利革命所消除，反而继续以直接间接的方式，在许多社会之间以及许多社会内部造成苦难。”

　　钱永祥并不认为平克企图否认、掩盖这些涵盖极广的苦痛来源，只是平克谈暴力造成的苦难在降低时，“这种有限的乐观，无意之间却扩散为全面的乐观：好像他所描述的历史趋势，已经能够涵盖人类所面对的所有苦难”，读者应该对这一点有所警觉。

　　当然，平克新作的价值不容忽视。“这本书的意义其实不应该在于讴歌颂赞人类已经获得的有限的改善与成就，而在于指出现有的趋势与成就，适足以显示方向，督促我们把眼光放得长远，对‘暴力’的含意不断追索，对人间‘苦痛’的所指逐渐扩大范围，从而把更广义的暴力降低、更广义的减少苦痛，当成继续努力的目标。”钱永祥说。（本文参考了《南方都市报》、《卫报》、Heathwood官网等媒体刊载的文章与报道）

　　本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