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纸日记》：威尔士人在东方的流亡

　　正在举行的上海书展是本周的文化焦点，而国际文学周，则已经成为上海书展的一张名片。本届文学周的主论坛议题是“在东方”。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面对它时不免让人吸一口气。但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端，而是交融在一起的经验，每个作家都会用自己的方式、语调讲述不同的“在东方”的故事。

　　对威尔士作家弗朗西斯卡·赖泽赫来说，“在东方”恰恰是她处女作长篇小说《米纸日记》的主题。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二战期间香港沦陷，曾经的殖民者英国人被日本人关在赤柱的拘留营里，沦为难民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威尔士人。而另一位英国小说家西蒙·范·布伊则刚刚写完一个发生在北京胡同里的剧本——一个男人一夕之间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他说这是他专为中国人写的喜剧。新京报记者在上海专访了两位作家，听他们各自讲述“在东方”的故事。

　　弗朗西斯卡·赖泽赫，赖泽赫，赖泽赫……我一遍遍念着这位威尔士女作家的姓氏，却发现读出它和记住它都是那么困难。据说，赖泽赫这个威尔士语里特有的姓氏，发音时有一个类似小舌音的音节，而这是我们汉语语音系统里缺乏的。

　　这个名字就像威尔士文学一样，成为中国读者的鸿沟。事实上，曾被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称为“英国的偏僻地区”的威尔士，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人朝中国走来，最出名的是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进程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在文学领域，两位“巨人托马斯”——狄兰·托马斯和R.S.托马斯，他们的才华足以给威尔士带来荣光，然而这终究亦是文学青年口中的小众，狄兰·托马斯甚至在推介时直接被忽略了威尔士人的身份，而只是一个“英国诗人”。对于弗朗西斯卡来说，这是不可忍受的事。“我是英国人，但我也是威尔士人，威尔士有着自己的语言系统和文学传统，我们需要被世界知道”，弗朗西斯卡强调。

　　关于战争，关于流亡，中国人太熟悉了。我们不熟悉的是——曾是殖民压迫者的西方人的流亡伤痛，但在弗朗西斯卡看来，这种流亡从没有结束，而是改头换面出现在当下的世界。“这已经是一个移动的时代，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从此岸到彼岸生活和工作，每个人能轻而易举背井离乡，流亡在路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记忆的东方：香港的过去已经过去

　　新京报：你来过中国吗？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

　　弗朗西斯卡：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之前也来过一次，去了上海、北京、苏州和宁波。我一句中文都不懂，这让我很沮丧，因为我是多么想用汉语和中国人进行交流（笑）。这些东方城市里，我最喜欢上海，并不在于它的国际范儿，而在于它当下那种开放性和海派风情完美融合的魅力。我经常会去旧时的法属殖民地转一转，那个地方被上海保留得太有味道了，昔日的法式建筑完好无损，但站在街边的梧桐树下，你看见的却是周围的上海市民闲庭信步地走过，有一种时空的错位感。上海总是能一遍遍提醒我，看见过去，活在当下。

　　新京报：香港是东方中国绕不开的城市，同时也是你这部小说前半部分的发生之地，你去过香港吗？

　　弗朗西斯卡：当然，是为了写这本小说去做背景调查。我去了赤柱半岛上那个小渔村，就是书里叙述的那个圣士提反书院。二战时，这个书院被日本人临时用来充当关押欧美难民和战俘的拘留营。如今它恢复成了学校，而那个小渔村，如今很少有人捕鱼了，更多来自香港城市里的人来这里垂钓和玩水。香港赤柱的那段过去，似乎永远是过去了。我要写一本虚构的小说，就需要动用很多想象力，我看一些二战时香港的电影，重走那些老旧街道，努力找寻当年渔民卖鱼的地点，我只能做这些来唤醒我所需要的、小说里那种二战时的香港氛围。

　　身份错位：西方人在东方沦为战俘

　　新京报：当初为何会写这本小说呢？激发你写作灵感的是什么？

　　弗朗西斯卡：是我的姨婆门纳。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中国的那一年，姨婆去世了。我和母亲去整理她的遗物，发现在她房间抽屉里有一叠厚厚的贴着不同邮票的信封，但里面却没有信件，信件都被焚毁了。我发现这些邮票的邮戳都是从香港来的。此前，我母亲告诉我，姨婆曾在二战期间做过战俘，但我不知道会是在香港。这件事姨婆回到威尔士后只字未提。

　　除了这些信封，在她的手提包里，我居然还找到了一块用很厚的油彩刷成英国米字旗的饼干。这块饼干是她当初在香港赤柱拘留营时被发放的食物，而她就以这种方式去回想自己的家乡，把这块饼干带在身边长达半个世纪！这一切就像是一个亟待解开的家族谜团，我感到寝食难安，觉得如果不用写作来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这将是我的家族里一道无法弥补的鸿沟。

　　新京报：我特别想知道这些西方人在香港做了战俘后，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弗朗西斯卡：这些曾经是殖民国的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二战前他们在东方是养尊处优的殖民统治者，他们被华人伺候着，自己什么都不会干。刚在香港过完歌舞升平的圣诞节，转眼间1941年1月初，英国就把殖民地交给了日本法西斯。这种剧烈的转变产生了精神混乱，这些西方人是无法接受的。当时，英国及其他同盟国的平民2000多人，都被关押到了赤柱的拘留营。这些西方人内部，也分不同的阶层，彼此都需要重新适应。在经历各种混乱之后，他们在这个营里学会了团结。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拘留营里的西方人已经自发结成了很多团体，给同胞们看病、教课和布道。

　　“米”字隐喻：象征一种东方生活

　　新京报：你是否想过，为什么姨婆在战后回到威尔士，不愿意提起自己在香港的这段经历？

　　弗朗西斯卡：事实上，很多英国人回国后，都和我姨婆一样选择了永远沉默。这种沉默当然是缘于所受的创伤。而这种创伤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当然是指当时他们在香港作为难民和战俘，所受到的最直观的冲击。他们在拘留营中遭受虐待，忍受毒打和饥饿，对这些过惯好日子的英国人来说，每次回想都是噩梦。而第二种创伤，则是从更深刻的心理层面上说的——当时的英国叫“日不落帝国”，我们的祖辈太骄傲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手里的殖民地会这么迅速地被日本人控制，而自己的政府如此孱弱无力，他们的尊严被狠狠践踏了。我一直觉得英帝国的衰落，就是从1941年香港被日本占领这个事件开始的，此后一直到1997年，把香港还给中国，英国就不复帝国的气势了。

　　新京报：《米纸日记》的英文书名叫做“The Rice Paper Dairies”，中文是把它直译过来的，但这样的书名乍一看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这部小说有这么奇怪的书名？不过我注意到，“米”字恰恰是英联邦国旗图案的形状，我们一般都叫它“米字旗”，书名是取这个意思吗？

　　弗朗西斯卡：完全不是！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巧合（笑）。这个“米”是西方人在东方的经历的象征，连接了香港和威尔士。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米”这种吃食，就代表着东方生活记忆。而拘留营里的英国人为了活下去，总是需要这一口“米”，所以“米”是西方难民在物质上的念想；而“纸”则是指精神层面的，很多被关进营里的英国人，依然试图记录下自己的苦难，他们把纸张藏在鞋垫底下带进营里，用日记的方式记录自己在东方的经历。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英国国旗图案的形状，在汉字里居然最像“米”！我可以把它看成是这本书和中国的一种缘分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