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范·布伊 每个作家，都是骗子

　　来上海参加国际文学周的活动之前，范·布伊刚刚去了一趟杭州，他就住在莫干山上莫言曾住过的那间屋子里。屋里有只蜥蜴，他觉得它或许见过莫言。“我读过莫言的诗歌，他的诗句非常简单，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但河底波涛汹涌。”

　　离开莫干山的那天，时间紧张，司机拉着范·布伊去赶火车，“他大吼着让我上车，就好像我是他的蠢侄子。”一路上司机狂按喇叭，贴着公交车和私家车飞驰，也顾不上接电话，手机一直在响，铃声是青蛙叫。抵达了上海的范·布伊对这段经历依然念念不忘，他想写个故事，其中的一段情节是——在参加葬礼的路上，一车人流着泪，不知是谁的手机响起来，没人去接，于是“青蛙”叫了一路。他说他喜欢把自己的真实经历、所见所闻变成情节写进小说里，于是我们的话题由此展开。

　　谈新书 来源妻子祖母的真实故事

　　新京报：你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分离的幻象》将分离的、卑微的人的故事和命运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你并未亲历战争，却在努力理解和诠释战争。其中是否也有来源于真实故事的创作素材？

　　范·布伊：《分离的幻象》从二战中一架B-24轰炸机被德军射落、美国飞行员约翰失踪讲起。其实，约翰的原型就是我妻子的祖父。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我妻子的祖母已经96岁高龄，她告诉我，1942年，她收到一份噩耗，说她的丈夫在欧洲战场失踪了，之后她经常去闻丈夫的手绢、衣服和衣柜的气味。两年后，她又收到一份电报说“亲爱的艾丽斯我刚刚在欧洲大陆度过了最美好的假期”，下面是她丈夫的署名。

　　巧合的是，有人落了一本杂志在我家里，里面写着一行禅师的话——“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从分离的幻象中苏醒”，这就是小说名字的来源。我把一行禅师的话和我妻子祖父母的故事结合，形成了《分离的幻象》。

　　新京报：在你的小说中，人们独立的命运通过种种巧合被联系在一起，无数个故事最终汇成一个故事，其中有什么写作技巧可言吗？制造这一类巧合如何同时保证其浪漫性与可信度？

　　范·布伊：我不知道确切的方法，但我一直在努力达成这个愿望——故事美丽而可信。这如同建筑房屋，最初工地看上去像废墟一片，工人好像也只是在一旁抽烟，但最后房子看起来完全不同了。我的小说也是这样，从零散的素材开始，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只寄希望于当读者看到我的小说，他们不会发现其中有不美好的裂缝。

　　具体到《分离的幻象》，为了了解二战坠机的历史信息，我写信到德国，跟军方要了关于二战时期他们掌握的所有坠机信息，比如什么时间在哪里发现了飞机残骸，我还跟英国方面要了一些资料。我甚至从ebay买了那个时代的旧信纸、旧打字机和旧墨水，为妻子的祖母还原了那封重新给她希望的电报，老人看到这张“赝品”时欣喜若狂，连声说“你竟然找到了它！”

　　谈北京 物质爆炸与内心空虚并存

　　新京报：听说你在创作一本关于中国的新作？

　　范·布伊：这是一个电影剧本，我上周刚刚写完，故事发生在北京胡同里。我前两次来中国，都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胡同里住了很长时间。北京对我来说就像另一个星球，胡同更是个神奇的地方，人们生活在高大现代建筑的阴影之下，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谁、会发生什么。

　　新京报：所以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范·布伊：是关于一个男人一夜暴富、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他就住在胡同里，他瞎眼的父亲是个发明家，发明了一种不用蹬的自行车（当两年前我还在写这个故事时，发现这种东西已经被别人发明出来了），制造商偶然发现了这个发明并开始大规模生产，于是主人公突然家财万贯，却不知怎么花钱。厨房的桌子坏了，他就干脆用钱搭了一个桌子。有人建议他去买一辆劳斯莱斯，他想买一台带卡拉OK唱机的劳斯莱斯，然后开到公园里去，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所以劳斯莱斯在他看来只是卡拉OK的外壳。金钱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他曾在街角以卖菜为生，然后爱上了香奈儿橱窗里那个穿着沙滩服或滑雪装这种在北京永远穿不上的衣服的塑料模特。

　　新京报：你想借此表达什么？

　　范·布伊：我想表现当下北京这座城市存在的巨大反差与对立——物质爆炸与内心空虚，过多的奢侈品与简单的生活需求，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等。这是我专为中国人写作的喜剧作品，11月份新书在美国问世，封面上写的是中文，图片是一群人在天坛公园跳舞。我希望这本书能由中国人来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

　　新京报：你对中国文化有何概念或印象？

　　范·布伊：上世纪70年代，我还年幼，当时看了一部中国的功夫电影。或许电影主题很严肃，但在我看来是一部喜剧。那部功夫片让我认识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小人物也可有所作为，武术的意义不在于战胜他人而在于战胜自己，以及高贵的人性亦可成为一种有力的武器——在我看来，这一点与西方的观念契合。成年之后，功夫电影引导我走向道家文化和中国的《诗经》，这部分中国文化更加复杂也更具美感。

　　新京报：这本新书在中国出版之后，读者可能会给你挑错噢。

　　范·布伊：每个作家都是骗子，他们一直在通过文字编造东西出来，真假难辨。但是，我的确找了几位在北京胡同长大的、住在纽约的中国人帮我看初稿，他们帮我修正了很多事实性错误。他们在我的稿子旁边写上“这是不可能的！”“北京胡同里才不会有这种事！”“咦？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比如我写了他们在外面睡觉，一个北京人为我更正说“我们才不会躺在外面，但我们的确会搬出马扎坐在胡同里”。我还特地邀请了一位在美国生活的中国盲人女孩帮我翻译新书，她来自北京的一所孤儿院。

　　谈作家 需要增加群体认同

　　新京报：在你心中，一位作者与他的读者的理想关系是怎样的？有一类作家通常背对读者、保有自己的空间与创作秘密，另一类作家面向读者、向读者做尽可能多的关于作品的阐释，你属于哪一种？

　　范·布伊：后者，我希望与读者建立非常亲近的关系。文学创作是作者留下的一个等待被发现、被赞美的印记，如果没有读者，创作就毫无意义。假如我写“一个女孩打开她的橱柜，拿出了她最爱的一双鞋子，毛巾擦过之后闪闪发光”，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联想到不同的橱柜和不同的鞋子——作家备好了食材，而读者自己才是掌勺的人。

　　写作的过程是私密的、个人的，但出版是公共性的、大众性的。你不能静坐一旁指望着别人来阅读你，市场竞争激烈，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接近读者，与读者建立关系，比如参加活动或为他们朗读小说的段落。作品出版的公共性决定了我不能像炒股一样待在家里，自己玩自己的。

　　其他职业有很强的共同体观念，比如纽约的警察去其他国家旅游见到警察也会感到亲切，但是，作家共同体的概念很弱，他们只在书展上见见面而已，我觉得作家需要增加群体认同，这并不影响一位作家写作的私密性。

　　新京报：你曾经在布鲁克林的TED演讲中介绍如何在20分钟内写出一篇小说，你真的觉得小说是一项如此简单的工作吗？

　　范·布伊：如果你深深为写作这件事着迷，那么写小说就像你充满动力地跑向麦当劳抢好吃的一样简单。你可以通过复制其他作家的写作技巧来建立自己的写作方式，这跟学画画的过程类似，你可以跑到博物馆，隔着玻璃近距离看一幅画，然后照着画。我复制了许多作家的写作方式，比如亨利·米勒、弗兰纳里·奥康纳、迪伦·托马斯等，我至今依然在复制，我也在期待有一天，别人能来复制我的写作。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