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记忆

　　记忆是有颜色的。有时是红色的，有时是黑色的，这取决于它诞生的地方。在那个暑气熏蒸的中午，记忆是灰色的，散发着一股呛人的霉味，带着从历史阴暗角落里爬出来的忧郁气息，每一声咳嗽都喷出一圈厚厚的尘土，像一个苟延残喘的幽灵。这个幽灵有很多名字：“内部读物”、“内参”、“反动书籍”、“批判用书”，但它最出名的名字，就像它的颜色一样：“灰皮书”。

　　在潘家园旧书市场寻找“灰皮书”的过程，也许更应该称为“发掘”——最上面是一批新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无论什么内容，封面都会拉来个衣着简单粗俗的女郎来当陪衬，绿、黄、红的搭配成功地将它们打入地摊读物的低俗地狱。

　　埋在它们下面的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出版物，这是从冻土中坚强长出的萌芽一代。尽管封面只是美术字和色块的组合，却有一种诚挚而简朴的力量，它是人们经历了知识的冰河时代之后，第一次发现还有其他更多的色彩。因为在它们之前，只允许存在一种颜色：红色。只有足够细心的人，才能从铺天盖地的红色中，发现其他颜色的存在。

　　灰色是藏得最隐秘的一种。在徒劳地骚扰过28家旧书摊后，第29家书摊的老板终于表示愿意试着找一找，然后便扎进一座五颜六色的旧书山中——这是一幅奇妙的光景，尤其是他的摊位前还贴着一大幅人们挥舞着红宝书向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山呼万岁的宣传画，更增添了某种奇幻色彩。

　　15分钟后，在伟大领袖仁慈目光的注视下，书摊老板抬起身子来，把手里的那本灰色的小册子甩到我的脚下。那是一本列夫·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在逃过了时间、蠹虫和纸浆机的三重劫难后，刚才的重重一摔终于让它显出四分五裂的迹象。

　　“五十块！”

　　黑色 “灰皮书”的诞生

　　时间才是最终的定价员，它将一些东西抬得身价百倍，又将另一些东西贬得一钱不值。灰皮书的内容曾被判定为一钱不值，但却被审慎对待，犹如无价秘宝，不可随意让旁人窥见。要明白这一切的矛盾，就必须回到灰皮书被孕育的那个真正的最初时刻——1952年12月22日。

　　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那些尚未知晓自己命运的人来说，这本应是个喜庆的日子。人们刚刚在白天声嘶力竭地庆祝完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哥斯大林的73岁生日。但就在那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撞开了汪原放家的大门。汪是亚东图书馆的一名资深职员，这家私营出版公司在过去的38年间以出版带有激进色彩的左翼书刊负有盛名。

　　但进门的并非是急切的热心读者，而是军管会的人，面色冷峻，眼神严厉。当汪原放听到他的大叔，同时也是这家出版公司的负责人汪孟邹说出“王凡西、郑超麟”这两个名字时。这群不速之客不请自来的目的终于明晰了——他们是在搜寻一个秘密组织，“托派”的线索。

　　即使是在1952年，王凡西和郑超麟这两个名字，对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相当陌生的，至少比美帝国主义的头目杜鲁门和杜勒斯要鲜为人知。但前者是外部的纸老虎，后者和他们的“托派”组织却是内部的跗骨之蛆。列宁死后，中国共产党秉承在政治斗争中胜出的斯大林的意旨，而托派则传承落败出局的托洛茨基的衣钵。两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恐怕只有最深谙内情的理论家才能判明一二，但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它们却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在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托派”被定义为“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国外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尽管托派的形象被形容得如此穷凶极恶，但实际上，它只是个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理论分歧争吵上的极少数派，举行几次秘密会议和发行一些鲜乏读者的地下刊物就是他们行动的极限了。1949年建国后，这一人数稀少的组织很快就将总部搬往香港，留在大陆的残部甚至不到五百人，但这点劫后余烬仍然被视为肘腋之患。

　　1940年，托派的精神领袖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派出的杀手用一把冰斧将脑袋砸成重伤致死，12年后，他在中国的思想孑遗也在斯大林生日后的那个深夜被一网打尽，所有残存的托派成员和疑似托派的嫌疑人全部被逮捕、审问、关押。散落各地的托派著作也在查抄过程中被一扫而空，封存入库。

　　只有微乎其微的托派因为身份特殊而侥幸缓免。刘仁静是其中之一，这个中共一大的与会者，唯一一个见过托洛茨基本尊的中国托派元老，只能靠主动投诚和自我批判才得到临时宽免，但也被严厉警告“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

　　到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托派组织连同它的思想余孽已经被彻底沥干洗净。除了“托派”这个名词时而从政治运动的武器库中拿出来和“右派”、“反革命分子”一起陪绑之外，这个组织和它的思想本身已经被施以了除忆诅咒。

　　但仅仅10年后，这一已经被抹去的记忆就被硬生生地强行唤醒。“大肃托”3个月后，斯大林就死了，紧接着是一场拜占庭式的宫廷政变。掌权的赫鲁晓夫在三年后的苏共二十大上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同时暗示当年被流放、暗杀的托洛茨基和他的党徒其实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到1960年时，它已经演变成共产主义世界内的一场内讧。当中国公开表示自己仍将扛起斯大林的大旗时，苏联便在论战的文章中将“托派”的帽子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头上。

　　这太讽刺了，一个如此尽心竭力将托派从历史上抹去的正统共产党竟然自己就是托派，毫无疑问这是不可容忍的。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多年前那场肃托运动太过彻底，以至于当时在国内几乎没人知道托派的真正思想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苏联本身对这个词的含义也不明不白，早在上世纪30年代，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就被斯大林下令封存或销毁了）。

　　在郑异凡的回忆中，那是在1963年七八月之间，他所供职的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室（简称“国际室”）突然接到来自邓小平的指示，“赫鲁晓夫污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反驳不可”。“国际室”受命为写这篇批判苏共的文章准备材料。要求编一本《托洛茨基言论选编》。“尽可能快一点搞出来，供给钓鱼台写文章的人（即写“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写作班子）参考”。

　　实际上，早在两年前中苏交恶伊始，中央编译局就已经在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指示下，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开始编译“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主要著作”。“灰皮书”就在领导人的一纸命令之下，就此诞生。

　　但从哪里寻找这种毒草却成为问题，因为它早在十年前就被斩尽伐绝。如今已是稀有物种，遍寻难见。但只要它仍然存在于这世上，就总有被发现的一天。1952年12月22日那天深夜所发生的一切，将会重新唤醒这段黑色的记忆。

　　灰色 编书人的命运

　　张惠卿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寻找的艰难，他是人民出版社编译出版灰皮书的负责人。尽管编译局开列出了一份清单，但这些几十年前的著作早已销声匿迹。1963年，在得到了中宣部的命令后，张来到上海，开始调查这批书的最后下落。“这批书是否还在，放在何处，谁也记不清。后来总算找来了经手过此事的同志，几经周折，终于在他们一间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这批书，已积满了灰尘”。

　　搜寻过程如此艰难，所以当已经公开忏悔的托派元老刘仁静，突然主动将他保存了三十多年的、托洛茨基本人赠给他的《托洛茨基文集》原版献出来时，多少让人有些吃惊——这几乎等于自证其罪，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听说准备出版托洛茨基著作的消息后，“误以为党中央可能对托派问题有什么新的政策，十分高兴”。还有一个隐藏在幽暗之处的原因，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消息传来后，这位托派元老的精神世界就同时被狂喜和怨愤占领了，有这么一段时间，他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但无论如何，这些“十分珍贵”的书，“后来都被用上了”。“我如获至宝”，张惠卿如此回忆道。

　　仔细检视灰皮书的译者名单，会发现它囊括了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整肃对象。这些已经被下放劳改的胡风分子、右派、反动文人和修正主义分子被召集到一起，作为编外人员为翻译这些“十分珍贵”的反动书籍贡献心智。在不少人看来，这不仅是一次“光荣的政治任务”，更是一次“赎罪的机会”，他们被戏称为“废物利用”。书的封面和版权页上是集体署名“何清新”，意思是“清河劳改农场改过自新犯人”。

　　第一本灰皮书出版仅仅五年后，这些灰皮书译者和编者就被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编译“灰皮书”成为他们受到批判的头条大罪,参与其中的人几乎无一幸免。主动献出《托洛茨基文集》的刘仁静没有得到宽免，甚至还犯下新的错误。1967年五六月间，刘仁静去街上看大字报，顺手从墙上揭下一张大字报，想带回家中仔细研究，结果被红卫兵发现，立刻揪到人民出版社大院里召开批斗大会，批斗会尚未结束，他就被市公安局当场抓走，关进秦城监狱，罪名是拜访过托洛茨基和回国组织托派。

　　张惠卿和他的同事被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下放，“既要炸山取石烧石灰搞生产，又要开荒、打井、种菜、制坯、开垦，解决生活问题”。当张惠卿的老同事、“灰皮书”出版工作的主持人王子野感染出血热奄奄一息时，负责看押他们的干校连长骂道：“死了活该！这种人死了就像死一条狗，有什么了不起！”

　　“灰皮书”的命运在这些书的接生者身上复制，当编书人被送进黑暗的牢笼时，他们接生的这些书却找到了逃出监牢的方法，重见天日。而一旦思想的光亮照了进来，记忆的底色就不再是全然的黑色。

　　红灰 当“灰皮书”遇到读者

　　“一个人可以放弃很多东西。但他却必须思想，而且具有把他的思想表示出来的深切需要。当有表现需要的时候而被迫保持缄默，这是非常令人难受的。专制统治最恶劣的表现就在于它强迫人们不要像平常那样去思想，强迫人们表达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

　　这行话的下面被人用铅笔画上了一条细细的线。时间使这条线从原先的黑色褪成了浅浅的灰色，但仍可从中窥出一双叛逆的眼睛。那目光中甚至还能看出一丝担心被发现的惊惧。因为这些话都来自于一本“供内部参考”的“灰皮书”，原南斯拉夫副总统德热拉斯（后译吉拉斯）的《新阶级》。

　　《新阶级》可能是“灰皮书”中影响最大的一本，几乎在所有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阅读回忆中，都会提到这本书的名字。为了能够读到这些书，许多稀奇古怪的点子应运而生：有人把书藏在废弃的房子里，原先的房主早已被打成牛鬼蛇神抓去劳改，他们的房子也就成为安全的地下书库，违禁的思想像野草一样在违禁者的房子里生长，地下读者秉烛夜读的习惯甚至引起了鬼屋的传说；还有人把它撕成一页一页藏在厕所里，在伪装的频繁腹泻中享受厕中读书的至乐，直到有天某个不明就里的家伙真的把它当成厕纸。

　　最普遍的方法还是装病，作家韩少功就是这群浩浩荡荡的装病读书大军中的一员，那时他正在湖南汨罗天井公社体验成为他日后创作源泉的知青生活：“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为了让病态更加无懈可击，甚至拒绝了食堂饭香的诱惑。尽管饥肠辘辘，但对韩少功和他的许多伙伴来说，对灰皮书的渴求是一种比食物更难熬的欲望，“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韩少功读到的《新阶级》并非正品“灰皮书”，而是一本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志”，只要上面有这句话，就“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使这些违禁的思想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转。

　　购买和阅读灰皮书都是一种特权，最先读到“灰皮书”的，是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一般大众只能阅读那些被精心过滤过的纯洁的“红色经典”。正因如此，这种违禁品就更具有某种神秘的魅力，它太多地与世俗的权力挂钩，甚至成为了某种等级秩序的象征。但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书的内容恰恰是对这种既定的权力秩序的抨击，当它与年轻的心灵相结合，很容易擦出叛逆的火花。

　　“文革”时，从抄家和焚书的火焰中逃过一劫的“灰皮书”，流落到了一般的青年学生手中。这些还带着特权余温的违禁品终于从它的源头散落到各处，加上这一时期各地的油印本的盛行，没有资格的平民也可以得到这些违禁的知识。而在他们的眼中，这不仅仅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和思维”、“终于摆脱了梦魇般的桎梏和愚昧”，更让他们的心灵受到双重震撼：为什么这些书要秘而不宣？为什么只让少数拥有特权的人阅读？它里面究竟隐藏着何种秘密？还有，它为什么会如此触动我们的心灵？

　　当韩少功一边读着德热拉斯的著作，一边想象这位异端思想家在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看着一群革命新贵纵酒狂欢，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在为他的革命同志当侍者，发现“唯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时，他感到“这个极为普通的欧洲长夜”，使“所有经过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的日子显得空洞而苍白”。

　　这样“空洞而苍白”的日子不会长久，尽管太多的红色将它涂得如此鲜艳夺目，但当时间最终决定放弃它时，这些权倾一时的红色就纷纷褪去了它的自诩的光彩。直到此时，那些微弱的、稀少的、异端的灰色，才在褪去的红潮中显现出它沉默的高贵。

　　彩色 后“灰皮书”时代

　　“读书无禁区！”1979年的《读书》创刊号让不少人惊讶万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人们已经习惯了在禁忌的夹缝中生活，甚至学会了将在禁忌的钢丝上行走当成一场精彩表演来欣赏，但《读书》上的这篇文章却大声疾呼，否定禁区的合理性：“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

　　“灰皮书”也从阴暗的地方走了出来，毫无疑问，它长久以来的荫蔽身份和迹近禁书的特点，使它很快在解放了的读者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著名出版家林贤治曾经目睹人们排队抢购德热拉斯《新阶级》的盛况，“场面十分感人”。

　　但这是“灰皮书”最后的辉煌时刻了，也可以说是它的末日。就在“读书无禁区”的怒吼发出的同时，最后一本灰皮书《托洛茨基言论集》出版，灰皮书终于宣告终结。尽管在这本书的前言最后仍然用形诸咒骂的语言表示这本书的作用是“看一看托洛茨基的言论，看一看托洛茨基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对于识别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揭露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政治骗子是会有所裨益的。”但托派已经不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

　　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在考察近代早期阅读史时，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图书匮乏的时代恰恰是人类思考最精深的时代。这个结论看似荒谬，但却相当合理。正因为书籍的罕见，读者才会视若拱璧地逐字逐句琢磨体会，不断地探索智性更深的领域——这是一个精读的时代。

　　而“灰皮书”恰恰也诞生在这样一个精读时代。但当灰皮书的时代被埋在八十年代的五颜六色的出版大潮之下，而又被之后的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书山压在下面时，对书籍近乎崇拜的热望就逐渐消逝了。

　　灰皮书的沉默谢幕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惋惜的——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不再只有灰色颜料能在红色布景上艰难地涂画自己的心灵世界，他们有太多颜色可以选择，灰色可以退场了。

　　《灰皮书》主编郑异凡对本文史实进行了校订，特此鸣谢。

　　文/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