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股权代持”成腐败勾兑掩体

　　■ 社论

　　无论是周本顺之子的“二代”商业帝国，还是瑞海公司，都存在“股权代持”潜规则，这也侵蚀了市场公平。因此，必须加强对官员或其亲属通过“股权代持”获利的管束。

　　昨日新京报起底周本顺之子“‘二代’商业帝国兴衰记”，受到广泛关注。文中讲到周靖与原湖南某省委领导之子胡雄杰、原江苏省委常委赵少麟之子赵晋交好，三人“创富”手法也如出一辙——借助父辈的权力资源拓展商业版图，为规避干部“配偶子女不得违规经商”的规定，几大“衙内”均玩起“股权代持”手段，让傀儡股东前面站台、自己隐身幕后指挥。

　　实际上，在相当部分权力资源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大股东为隐藏真实身份，公司注册采用“股权代持”形式已经屡见不鲜，天津港大爆炸的涉事企业瑞海国际亦是如此，因实际股权持有人董社轩、于学伟均有公家背景，故在公司的注册登记上，找来两名台前“代人持股”的傀儡股东。

　　对官员抑或官员近亲属而言，采用“股权代持”颇显高明，如此既可以享受权力寻租的实际收益，又可在明面上与官场权力进行切割，可谓是“既赚了钱，又立了牌坊”。尽管周靖的商业帝国和瑞海国际的真实股东，因涉及大案要案，其真实的股权结构最终浮出水面，但假设周本顺不落马被查、瑞海国际不牵涉爆炸事故，也许其真实股东背景会长期成谜，难为外人知晓。

　　官员或其亲属搞“股权代持”式创富，与缺乏权力资源的纯草根民企相比，具备诸般优势，项目审批流程可以大幅简化，项目经营可给予倾斜式政策支持，甚至违规经营的审查也可以走过场。就此看，针对“股权代持”潜规则的盛行，必须建立起常态化的监管体系，尤其是要防止官员或其近亲属涉足其中，影响市场竞争格局，也推高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成本。

　　在这方面，不乏可资借鉴的经验。比如可参考G8和世行针对涉足腐败的“股权代持”的处置经验，在技术监管环节，公安经侦部门可联合银行等金融机构，对部分有嫌疑的公司的现金流水账进行搜集分析，如果绝大部分经营利润曲折流向关联公司或关联人，那它极可能是涉嫌寻租。美国还制定了专门行动计划，要求公司成立时就须向相关机构披露实益拥有人有关情况。

　　针对国内有的官员或其亲属搞“股权代持”的情况，也要在工商登记时要求披露实际股东，并以案说法对代持人告知法律风险。舍此之外，对官员涉嫌通过“股权代持”获利的相关举报，无论是巡视组还是纪委监察部门，都要重视，发现蛛丝马迹就该尽早介入调查。

　　而从立法层面看，不止我国《公司法》应更加明确“股权代持”合法和非法的界定标准，针对官员或其亲属可能涉入的“股权代持”，还应将其升格到《反腐败法》和《国家安全法》的高度，纳入反腐的法治框架下治理。

　　权力触角跟涉腐暗角的每个交集，都应该被警惕，涉嫌腐败的“股权代持”乱象亦该在严治之列。而除了上述路径，从更为全局的视野看，要打击官员或其利益触角向“股权代持”领域延伸，还须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杜绝公权力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涉，只要权力寻租的空间得到制度性抑制，那可能涉嫌腐败的“股权代持”乱象自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