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拟特赦四类罪犯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继续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等，审议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草案、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等。

　　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

　　据新华社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作草案说明时说，特赦是国家依法对特定罪犯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制度，也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制度。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赦部分服刑罪犯，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从党和国家层面看，可以展示我们党的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树立我国开放、民主、文明、法治的大国形象。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层面看，有利于弘扬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慎刑恤囚的历史传统，形成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从实际效果看，可以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李适时说，为避免出现“刚判即赦”的情况，草案将特赦对象确定为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的罪犯。关于特赦的执行，草案规定，自决定施行之日起，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即予以释放。

　　【哪4类人可以获得特赦？】

　　1 “参加过抗日战争”突出纪念抗战胜利

　　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正在服刑的罪犯。

　　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目的在于突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储槐植表示，国家决定对这部分人予以特赦，是为了表示对他们曾经参加过的正义战争行为的高度认可与奖励。符合这一条件的服刑罪犯均为8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失去了危害社会的能力，人数已很少，除极其特殊情况外，以全部特赦为宜。

　　2 曾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等作出过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曾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过贡献。草案规定对上述罪犯中犯贪污受贿犯罪，危害人民安全的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涉恐、涉黑等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不予特赦。储槐植表示，对此类罪犯特赦的意义与对第一类罪犯特赦的意义是相同的。但由于这类罪犯的年龄相对较轻，人数相对较多，犯罪情况和服刑情况差别较大，因此在总体上对此类罪犯予以特赦的同时，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以确保特赦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三者的协调和统一。

　　3 “年满七十五周岁”体现中华传统美德

　　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王平表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此次将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作为特赦对象，在指导思想和操作思路与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对正在服刑的符合特赦条件的老年罪犯一次性的全部适用，范围更广，从宽的力度更大。需要注意的是，“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三者是并列关系而不是选择关系，只满足其中一个或两个要素是不能特赦的。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才能特赦，缺一不可。

　　4 特赦未成年人彰显“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王平表示，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能够实现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当时尚不满18周岁。即使现在已经超过18周岁，但只要犯罪行为实施当时未满18周岁，就符合年龄上的要求。同时，对此类罪犯的特赦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除外”。这几类犯罪的犯罪性质都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很大。为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使特赦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三者全面发挥和协调统一，将这几类犯罪排除在特赦之外是合适的。

　　■ 分析

　　新时期特赦意义是什么？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表示，此举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契合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喜庆氛围；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表示，从法治意义上来说，有助于完善综合治理犯罪的对策机制，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可以创新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特赦制度的实践，并借此促进现代赦免制度的重构与运作；可以鼓励犯人自新，疏减监狱囚犯，节约司法资源。

　　此次特赦特点是什么？

　　此次特赦有两个特点。一是限定为两类特殊类型罪犯，一类是正在服刑的在新中国成立前或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家卫国和反侵略正义战争的人员，这是此次特赦对象最为显著的特征；一类是“一老一少”正在服刑的罪犯，这是和我国长期坚持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人道主义的立场和做法相一致的。

　　另外，此次被特赦的不是刑罚尚未开始执行的犯罪人，而是服刑改造了一定期限、并且经过评估认定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服刑罪犯：一是2015年1月1日以前正在服刑的罪犯，即已经服刑改造了一段时间，二是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服刑罪犯不能特赦。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 纵深

　　为何时隔40年重启特赦？

　　我国上一次特赦，还是1975年。当年的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共293名。40年后的今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来临前，中国重启特赦制度。为何此时重启？特赦因何相隔了整整40年？

　　1978年修宪恢复特赦，之后“空悬”37年

　　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了大赦和特赦。1975年修宪时，大赦和特赦被删除。直到1978年修宪时，才恢复了特赦。1982年宪法，也就是现行宪法对特赦制度作出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特赦，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

　　改革开放后制定、修改的法律，也涉及特赦制度。1979年刑法提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现行《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不起诉，或终止审理，或宣告无罪”，“下列情形”包括六种，其中第三种是“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不过，虽然现行法律对特赦作出了规定，但一直未实施过特赦。本次酝酿特赦还是1978年恢复特赦之后，37年来的第一次。

　　特赦的呼声持续16年

　　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等法律都作出了规定，但是数十年没有实行，这一现象引起了司法界人士的关注。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自1999年国庆50周年开始，2008北京奥运、国庆60周年、刑法2011年大修等节点，不断有人呼吁启动特赦。

　　2007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批示：“我完全赞成对赦免制度的研究。赦免是国家的一项政策性重大措施，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和80条对特赦做了规定，但是自从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全部战争罪犯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没有再实行过特赦……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投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充分发挥特赦制度的作用，对于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增进人民内部的团结，必会产生良好的巨大的影响。”

　　2009年国庆60周年时，呼吁特赦的声音又一次达到高峰。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等知名刑法学者都提出，借国庆60周年之际启动特赦。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还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特赦轻微犯罪人与过失犯罪人。

　　当时，也有不少司法界人士不赞同。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波就公开表示，当下实行特赦，就好比“还不会走路，就学刘翔跨栏”。还有人认为特赦会引起社会动荡，给犯罪分子释放“错误的信号”。

　　当年，高铭暄曾公开回应上述质疑：“(特赦)这是宪法规定的一种制度，确定以后，在某种场合、某种条件下总是要实施的。我们国家有减刑，也有假释，那这是不是也给罪犯一种‘信号’啊？”“让宪法有些制度不至于空悬在那里，这也是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

　　2011年1月，被媒体称做“最后一个流氓”的牛玉强的律师，向有关部门提出对其特赦的建议，理由之一就是“流氓罪”已经取消了。该不该特赦牛玉强?这一事件再度引发了我国该不该启动特赦制度的热议。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观点还是集中在特赦时机不成熟、特赦会给犯罪分子释放“错误的信号”。

　　今年重启特赦制度，那么此前反对者的担忧，是否构成问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学者曾指出：尽管党和国家基于综合考虑，最终没有在国庆60周年之际采纳特赦的建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赦已经成为关涉国家法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

　　■ 对话

　　“重启特赦是依法治国更高层次的表达”

　　对话人：刘仁文,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自1999年国庆50周年开始，多次建议我国启动特赦制度。

　　“目前具备重起特赦制度的社会基础”

　　新京报：这次特赦，跟上一次1975年特赦相隔了40年。为何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启动特赦？

　　刘仁文：新中国成立后到1975年，我国有7次特赦，这7次特赦，只有1959年国庆10周年的特赦涉及部分普通刑事犯罪的罪犯，其他6次都是以战犯等特殊罪犯为对象。所以，这一时期的特赦政治性、政策性比较强。

　　“文革”结束后，我国走向法制治国的轨道。但特赦制度只是1982年宪法和1979年的刑法做了规定，特赦的程序是什么、怎样启动、特赦的标准是什么，法律都没有涉及。

　　改革开放后，在一段时间内，我国刑事犯罪的犯罪率增长快，采取了三次“严打”，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跟刑事犯罪有关的法律，多是加大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推出特赦制度不合时宜。

　　直到2000年后，我国的刑事政策从“严打”转到“宽严相济”。近年来，刑事犯罪的形势总体平稳可控。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系也基本建立了起来，具备了重启特赦制度的社会基础。

　　新京报：现在我国重启特赦制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刘仁文：回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轨迹，1999年修宪，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多次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首个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党的全会。现在重启特赦制度，展示出我们的制度自信。而且，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赦，更能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而且，这次特赦不同于此前7次政治性、政策性比较强的特赦，是依法治国的更高层次的一种表达，有利于我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

　　“宽严相济在当前的主要意义是以宽济严”

　　新京报：你从1999年开始就建议重启特赦，当年是否引发过争议？有没有人不理解？

　　刘仁文：法学界人士有不同观点，都比较温和，会发文商榷。不过有些人找到我的邮箱，给我发邮件，说“你不能跟犯罪分子站到一起，否则就不配当一个法学家”，措辞很尖锐、很严厉。这样的邮件，反而引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有人会对特赦制度有误解？我们是不是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赦免法，对特赦制度作出更详细的规定？

　　新京报：现在还有人向你提出质疑吗？

　　刘仁文：现在还是有人不理解，认为特赦制度是向罪犯传递了所谓的“错误信号”。法律有从严的一面，也有从宽的一面。真正的法律是符合人性的，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托马斯·阿奎那讲过一句话：法律之所以为人信仰，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它正义的慈悲心。法谚曰：“没有恩赦的法律是违法的”。“宽严相济”，在当前的主要时代意义是“以宽济严”。为了实现“以宽济严”，运用好我国宪法中的特赦制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

　　历史上的七次特赦

　　●第一次

　　1959年12月4日

　　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包括溥仪及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

　　●第二次

　　1960年11月28日

　　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三次

　　1961年12月25日

　　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四次

　　1963年4月9日

　　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第五次

　　1964年12月28日

　　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六次

　　1966年4月16日

　　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七次

　　1975年3月19日

　　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哪些人曾被特赦？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实行过7次特赦。这7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为“战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战中立功的名将，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等。被特赦后，他们大多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进行历史研究和史料撰写。

　　实习生 李晓婷 整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