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这场战争被大多数人遗忘(2)

　　（上接B04版）

　　新京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泰晤士报》大力鼓吹战争，第一次任命驻华特派记者，这个叫柯克的人对中国极尽污蔑之能事。到1900年后，“西方新闻界对中国的敌意日益增强”。那么，战争中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由什么决定的？

　　蓝诗玲：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在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媒体中对于中国刻画出的负面形象，被证明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为何这些负面形象被证明比正面形象更有影响力呢？部分因为这些负面形象建立在对中国旧有的偏见之上，而这些偏见起始于18世纪末，尤其是在1793年马戛尔尼的那一次不成功的中国行之后；也因为这些负面形象有助于将英国的决策合法化，而此决策毫无道德底线，不过出于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因为这些负面形象又为那些受人关注的煽动家所利用，帕麦斯顿就将他们自己描述成捍卫英国的国家利益的“爱国者”；也因为这些负面形象又经一些像狄更斯这样的颇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的推波助澜。

　　谈爱国主义

　　在19世纪，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才产生出了现代的、具有凝聚力的国族认同观念。

　　新京报：包括霍布豪斯、麦考利在内的英国政府官员突出了爱国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对决定发动鸦片战争至关重要，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政府用武力增进与中国的关系的提议已被议会否决的情况下，还能通过掀起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而再次开战。在中国，情况决然相反，无论是道光皇帝、咸丰皇帝，还是大小官员，即使用金钱刺激，也不大能调动爱国情绪。这是为什么？

　　蓝诗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且需要一种复杂、详细的分析来答复。但是简单来说，根据英国与中国在不同时期民族认可的发展状况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境况。就此观念的现代意味来说，英国是最早生发出国族认同观念的国家之一——英国最初关于民族凝聚力的观念在19世纪得到了深入发展，而且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羡慕与仿效，比如法国。而中国的发展却有另外的轨迹：在19世纪，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才产生出了现代的、具有凝聚力的国族认同观念。

　　新京报：战争结束后，尤其是1949年后，这场战争被中国认为“标志着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开端”，这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对涉事人物比如林则徐、琦善、义律等人的历史评价，很多时候是单一而黑白分明的。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蓝诗玲：在我的书里，我尝试让这几个关键人物出现的画面变得复杂。让我澄清一下：林则徐是一位卓越的人物，是一位拥有非凡的道德力量、刚正不阿的人物。但是当朝皇帝却交给他一桩棘手的任务，这任务的复杂性超出他过去工作中所遇到的。我想，像茅海建一样，我会证明，具有这些良好品质的林则徐绝不是无过错的。又如义律，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历史学家、读者将他视为恶魔，也理解为什么要他为挑起鸦片战争负责。但是，除了他在中国任职所遭遇的困难之外，我想描绘出他性格和行为中的复杂性、矛盾性、不连贯性（奇怪的事实是，他憎恶鸦片贸易，但最终又提倡以战争来保护它）。

　　谈中西关系

　　塑造近代中西关系史的力量，在文化冲突与政治偏见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驱动力，它源自经济发展，更加复杂微妙。

　　新京报：你说撰写《鸦片战争》“几乎改变了我对于中国的每一个偏见”。那么，这些偏见大致上是怎么形成的？这些偏见在英国有代表性吗？

　　蓝诗玲：我想我的中文译者使用的这个词儿与我使用的英文词存在一点点差异。我使用的英文词是preconception， 这词并没有bias一词所具有的否定的含义。bias意味着偏见，preconception则表示在过去所积累的观念（可能是错误的）。我使用“preconception”是要表示，西方对“中国”的流行记述经常是将这个国家设想、描述成一个本质上统一的地方，那儿的人们通常认可一套一元的、核心的政治文化观念。这个国家在1840年第一次与英国发生战争，而我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显示，那时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是一个愤怒的、脆弱的帝国，到处分布着对于这个帝国核心缺乏忠诚的不满分子。我想，通过我对一手中文文献的爬梳，描述出19世纪中国的复杂性，而今天依然复杂。

　　新京报：在你看来，鸦片战争的历史“对全球政治依然能产生强烈共鸣”。为什么会如此？能再具体谈谈吗？是否与所谓“中国威胁论”也有某种内在的微妙的联系？

　　蓝诗玲：我认为，关于西方对与中国关系的焦虑，鸦片战争有着长时间的影响。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当英国国会就是否发动鸦片战争进行商讨的时候，许多人批评其战争想法。许多人认为，即便是设想因鸦片的非法贸易而与中国一战，大英帝国的国家尊严也正在自取灭亡。战争胜利之后，许多人依然觉得，英国对中国做出了令人发指的行为，那么，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对英国施以报复。最终，英国的这种罪恶意识导致了“黄祸”观念的出现——即中国一定会对像英国这样曾侮辱过自己的国家予以还击。有时候我认为，“黄祸”的观念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依旧存在。关于中国的非专业媒体讨论远比对其他世界新兴大国（比如，印度、俄罗斯及巴西）来得广泛，而这些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常常会不假思索地以“中国是否构成威胁”这样的议题来展开，就好像西方-中国文明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我认为这不能帮助大众在理解中国国内、国际事务的复杂性时保持清醒的头脑。

　　新京报：最后问一个宽泛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在驱动历史？

　　蓝诗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把我的回答集中在一个方面：近代中西关系史。许多著作集中于讨论中西国家在文化、政治方面的不同，以此来作为解释过去两百年冲突的方法。但是若要理解从鸦片战争而来的文化政治的冲突，我认为，事实上，最根本的因素是在经济、金钱方面：英国在利益的驱使上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在20世纪初，以“黄祸”来妖魔化中国的人们事实上担忧的是经济问题——那些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工人们将自己的工作输给了勤劳的中国移民。（特别感谢《鸦片战争》特约编辑向珂在翻译方面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