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堂手札中的清末“朋友圈”(2)

　　（上接B12版）

　　“手札”是座宝库，不同的读者从中会有不同的发现。书信中大多是行书或行草，不少如行云流水，美不胜收，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对经学、儒学有兴趣的也可以看到谭献在这些方面的思考。

　　钱基博读手札受教子启发

　　《题记》中钱基博发表了自己读“手札”所受到的启发。这些文字是陆陆续续写成，的确如基博先生所评断，像陶模给陈豪的信中（“手札”中有一小部分不是寄给谭献的信，下册有一封是杨度写给袁世凯的信）讲甘肃等关外之地官场腐败，极生动。张荫桓下笔千言，一气贯之，极像他做事说话、不管不顾的为人。

　　钱基博先生极力赞美袁昶：

　　袁昶、梁鼎芬词笔雅令，行草英逸，翰札之美，弁冕群英，以视钱振常碌碌丽词，跬步傾踬，何啻跛鼈之与麒麟。

　　其实不用细读袁昶的长笺，只要翻到袁昶那页一股英隽秀雅之气自然扑面而来。他是能与谭献说私房话的，谭献长子夭折，妻子多病，袁昶在信中在问候嫂夫人之后说，嫂夫人“年力虽富，楹书宜嗣，小星之举，即能办否？不敢声明，甚以为念”。现在看到这些话头有些腐朽，可是那是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期怎么能不关心老朋友这个“重大问题”呢？基博先生以“跛鼈之与麒麟”喻钱袁，其实袁昶在“手札”中以跛鼈自喻所谓“仆行同跛鼈，予以鞭策之词；心类聋虫，发其怵攸之感”。袁昶也很关心子弟的教育，多次问及其儿辈（包括谭紫镏）的情况。基博先生从中受到启发，联想到自己孩子的教育：

　　余尝患儿子不谙世故，兀傲自喜，诋痴儿不解事。今读袁昶书，曰子弟能有呆气方能读书。今儿辈皆有软熟甜俗之韵，奈何！辄欲以此为诸儿解嘲，何如？

　　读至此直欲喷饭，老辈是非，晚生小子本不当置评。可凡是读过钱基博先生著作的（比如《现代中国文学史》），感到基博先生倒有些袁昶所说的“呆气”。他对儿辈“不谙世故，兀傲自喜”认为是不能适应时代，长此以往，无法立足社会；可是老先生一矫正，他又觉得儿辈又生出“软熟甜俗之韵”，矫枉过正，基博先生只能徒唤“奈何”！

　　基博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武汉大学任教，为人天真，1952年思想检查中宣布“不放弃我中国人的立场”被批评为“顽固”，这回轮到儿子替老爸操心了。钱钟书1957年早春南下武汉看望患病的基博先生，在旅途中写下《赴鄂道中》诗五首，其中写道：“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对应当时的形势，按流行的说法也是为老爸“操碎了心”。

　　谭复堂的学术贡献被低估

　　读“手札”不仅了解了谭献生活圈子与学术圈子，也能约略感受到其学术思想演变与其交友的关系。谭献在学术最大贡献还是词学，包括理论与创作。钱基博先生仅仅把他看作风流倜傥的名士，似乎对谭献学术贡献有些估计不足。清代以来，词的创作与诗歌类似，虽然不能上承唐宋，但都大大超越了元明。

　　清初词的创作以地域作分别，大体上有三派：一是浙西（主要指嘉兴、湖州、杭州等），代表人物是朱彝尊（嘉兴人），李良年等；二是阳羡（常州代称），代表作家是陈维崧、顾贞观等；三是云间（松江古称，即进上海一带）代表作家是陈子龙、李雯等。云间派长于小令，学“花间”北宋，但这种词风到了纳兰性德之后，便少有知名作者出现。阳羡派为世所称，主要靠陈维崧这样的天才作者，陈词直抒胸臆，学苏轼与辛弃疾，不流于“叫嚣”，但阳羡派缺少有影响力的理论和便于取法的选本。陈维崧编了一本词选，还是《浙西六家词》（朱彝尊、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等于为浙派张目。陈维崧词读来颇快人心，如果想学他则令人望而却步。清初之后，云间、阳羡两派逐渐沉寂，词坛唯有浙派支撑。

　　浙派词从清初到清中叶活跃了一百多年，作为浙西人的谭献学词、填词最初也是浙派的路子，我们从“手札”中看与他往来词人中也有浙派人物如周星誉、周星诒兄弟以及张鸣珂等。朱彝尊之后，虽有《明词综》（王昶）《国朝词综》（王昶）《国朝词综二集》（王昶）《国朝词综续编》（黄燮清）《国朝词综补》（丁绍仪）等流派选本出现，但清中叶以后浙派词的创作却日益衰落，空疏与浮泛的作品充斥。此时常州派复兴，先是张惠言、张琦、董士锡、周济等人写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但他们的历史作用主要还在倡导理论（推尊词体，重寄托，反对把词视为“小道”等），提供范本；在创作方面为当时推崇的还有庄棫和谭献，二人齐名。

　　徐珂在《复堂词话》跋语中说：“同光间，吾师仲修谭先生，以词名于世，与丹徒庄中白先生棫齐名，称谭庄。”谭庄二人的交情也很深厚，在“手札”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时时走上几百里路互访，庄棫信中说：“迩时或便道至扬州，由淮壖进发，弟也可抱手作数日谈；或弟至金陵也无不可也。”可见两人互相倾诉愿望有多强烈。庄棫给谭献的书信有十二封，长信多，还有一些庄棫新的小诗，也有新填的词，诗往往草草地录在长信的末尾，或者边边角角的地方，而词则往往工笔郑重恭录在信外的彩笺上。可见作为阳羡派传人的庄棫对谭献的期待。

　　“手札”是座历史宝库

　　“手札”是座宝库，不同的读者从中会有不同的发现。爱好书法的可以一见清代士人不是为了应付科举只会写“方大圆光”台阁体的字，书信中大多是行书或行草，不少如行云流水，美不胜收，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对于经学、儒学有兴趣的也可以看到谭献在这些方面的思考。从往来的书信中可以感觉到晚清今文学派的兴起（常州发起端）、流传、繁荣是与西学东渐有关的。西学之来不是冲垮了儒学，而是启发了儒学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再度兴起。

　　关心世情民风的读者从中也许会有新的发现，例如前面说到的“纳赀”就是“买官”，但这与读者熟悉的买官不是一回事，那是当时文士的一条出路。读书做官是古代通例，有些读书人有了一定的功名，如进了学，成了秀才，或再高一些成为贡生，甚至中举，有了这些功名一般还当不上官，如果再中了进士才能名正言顺地做官。但考中进士谈何容易？三年一科，每科中进士者一二百人，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人。全国的读书人按照这个比例来看，每年出仕者一个省只有几个人。许多读书者一辈子一事无成。

　　另外晚清国家多事，战乱频仍，打仗需要钱，而清代年收入不过三四千万两银子，第一次鸦片战争如果包括“南京条约”赔款就花了二千多万两，清代祖制又是“永不加赋”，这钱到哪里去找？无非是开源节流，而开源中就有一条是“纳赀”为官（名声好听，不是卖，而是对于为朝廷做贡献者的回报），朝廷划出一些官职可以卖给一些特定的人。这遂成为一些读书人的出路。谭献是纳赀为官的，名臣张荫桓也是，龚自珍也因为书法不好，久考不中，纳赀为内阁中书（后来又中进士了）。晚清的士人做官又多了两条路，即纳赀与“从军”。社会对于纳赀者并不歧视。“手札”中第一封信就是当时任浙江巡抚杨昌濬的，同治十三年久考不中的谭献已经四十三岁，决意纳赀为官，可是钱不够，作为顶头长官的杨昌濬（湖南人，功名仅至秀才，追随曾国藩等从军立功而为高官的）从旁听说谭献经济困难便送来二百两银子和这封信。信中称他为“仲修仁弟大人足下”告诉他官场拥堵，人情险恶，不能凭性情做官行事，临行以“智圆行方，胆大心小”八字为赠。他的老师杭州知府薛时雨是安徽人，谭献也是到安徽做县官，也在信中告诉他，安徽远不及杭州繁华，特别是经战乱之后，日常很枯寂，了无生趣，但东西便宜，要他安于寂寞，认真做事，不要在“出处”（出仕与退隐）再兜圈子了。盼望他把这一任官好好当完。我们从这些书信劝诫与勉励中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纳赀为官已经成为士人出仕的正当出路了。

　　□王学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