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影翻拍玩起“洋IP”

　　fān pāi

　　翻　拍

　　顾名思义，指对已有的相同题材、相近故事的电影或电视剧的再次拍摄，属于再创造的一种。

　　按门类分，可以是电影翻拍自电视剧，如张一白从1998年的《将爱情进行到底》衍生出了2011年的《将爱》，也可以是把电影翻拍成电视剧，如2014年由科恩兄弟监制的黑色犯罪美剧《冰血暴》就是改编自他们1996年的同名电影。除了创作者自己在创作之外，更多的是拍摄别人的作品，比如2002年田壮壮翻拍1948年费穆的同名电影《小城之春》，如今这种翻拍改编形式常常跨国别展开，如好莱坞翻拍韩国的《蔷花红莲》《老男孩》，翻拍日本的《午夜凶铃》《咒怨》，以及分别被美国及韩国翻拍的香港影片《无间道》《跟踪》等。

　　翻拍自2009年好莱坞同名卖座电影的爱情喜剧《新娘大作战》，从七夕上映至今已获1.73亿票房，而由冯小刚监制、汤唯廖凡主演的《命中注定》也改编自小罗伯特·唐尼早年领衔的爱情片《我心属于你》，去年拿下罗马电影节大奖改编自《十二怒汉》的口碑之作《十二公民》，还有未来已锁定2016年情人节档期，改编自好莱坞同名爱情喜剧、由舒淇、冯绍峰主演的《我最好朋友的婚礼》。翻拍无疑成了IP热的另一种延伸。熟悉的故事，新鲜的主创，参差不齐的质量，该忧还是该喜，应该值得高速发展的中国电影思考。采写/新京报记者 田颖

　　■ 翻拍演变之路

　　从山寨、抄袭“借鉴”开始

　　“有些电影，它的大致模式是完全从西方电影来的，但艺术创作往往很难量化，尤其是影像的东西，抄袭还是借鉴其实没法精准界定”，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看来，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像《我知女人心》（原作《男人百分百》）《保持通话》（原作《一线生机》）等都承认翻拍，正是由于内地观影人群日渐成熟化，“只有成熟的电影观众才可以很清晰分辨出来哪部电影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模式是从其他电影而来”。

　　“中国从来不缺翻拍，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邵逸夫，号称全世界看电影最多的人，每天至少看四部电影，他就是看哪个合适，就把它翻拍成华语片，比如《猩猩王》就翻拍自《金刚》”。谈及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华语电影翻拍现象，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认为，这确实是一直都存在的，不同之处在于创作者的公开程度不同，如2002年陆川执导的《寻枪》，在显性结构，即故事框架、人物情绪、主题意象等方面，和1949年黑泽明的《野良犬》几乎如出一辙，“但陆川电影的改编基础从凡一平的中篇小说《寻枪记》而来，怎么也是小说抄的头”。还有和1987年美国喜剧《飞机、火车和汽车》高度匹配的《人在囧途》，同样是讲述从两个半小时被意外耽搁到四天三夜的返家旅程中，所遇到的荒诞故事，连交通工具的转换这条主线都没有任何改动，但在片尾字幕的原创故事一栏上却署着刘仪伟的名字，导演叶伟民也从没有对创意的来源表过态，反倒是后来同样由徐峥、王宝强主演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因使用与《人在囧途》特有名称相同或相似名称的行为，容易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和误认，在2014年被判侵权，赔款500万。

　　此外，与最初诞生于葡萄牙的网络互动剧《苏菲日记》惊人相似的《非常完美》，同时拥有《两杆大烟枪》、《偷抢拐骗》气质的《疯狂的石头》等，都曾受到质疑，导演金依萌和宁浩当时都分别予以否认，前者称并未看过《苏菲日记》，“世界上的人物性格无外乎就这么多种，像那些英雄主义的片子人物都是一个样”，而后者也表示在创作该片剧本时，还没有看过《偷拐抢骗》，只是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对盖·里奇的手法有所借鉴。

　　不再偷偷摸摸玩“洋IP”

　　“电影环境与市场利益已经把影人们卷入到风险浪涛中，都摇身变成了借本翻账火急火燎的赌客，哪可能再潜心埋首专心创作呢？”《霸王别姬》编剧芦苇在采访中直指现在IP热并不正常。中国电影产业正处于迅速发展期间，但又缺乏好的剧本，因此饥渴的影视公司开始买入网络文学版权，IP一下成了时髦概念，其实IP这件事早在多年前就被玩过，而且张艺谋还玩过洋IP翻拍，只不过那时候没有IP概念而已。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即知识产权，说白了，就是原创版权）早从电影诞生之初就开始了。作为第七艺术，1895年才出现的电影只能从文学、戏剧、音乐等其他年长的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以第五代领军人张艺谋为例，他早年斩获柏林金熊奖、威尼斯金狮奖和戛纳评审团大奖的影片，从1987年《红高粱》、1992年《秋菊打官司》到1994年《活着》、1999年《一个都不能少》，每部被加冕的获奖影片都是自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而一旦开始尝试独立创作，如2002年内地商业片市场的标志性影片《英雄》，拆掉了文学这根主心骨，创作的软肋也暴露无遗，全片为一个扭曲的“侠”字歌功颂德，而张艺谋的名字也第一次受到如此大面积的质疑，但真正帮他走下神坛的却是2009年翻拍科恩兄弟《血迷宫》的那部《三枪拍案惊奇》，至今仍被定义为烂片。而谈到这次翻拍经历，尽管他埋怨过张伟平在背后不断催促，但他也承认当时没有剧本的苦恼，“小说没有现成的，改编也很慢，那就学斯科塞斯拍《无间道》，直接拿到现场翻拍，多痛快”。

　　可惜的是，洋IP被玩坏了。与《三枪》前后脚上映《保持通话》《歌舞青春》等国产翻拍好莱坞电影，口碑票房也不尽如人意，一下让翻拍成了水土不服的代名词。以至于此后几年，片方再买了国际版权的改编权之后也不再声张，直到去年改编韩国电影《奇怪的她》的《重返20岁》上映票房大卖，以及获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十二公民》赢下口碑，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今年《咱们结婚吧》《命中注定》和《新娘大作战》以及明年上映的《我最好朋友的婚礼》都直接打出了翻拍牌，而且二十世纪福斯、索尼哥伦比亚的中国分公司因为母公司拥有版权，也参与到《新娘大作战》《我最好朋友的婚礼》制作和发行，这也让翻拍开始逐渐走向正轨。

　　■ 论点

　　翻拍别国作品要接中国地气

　　成功案例

　　“《人在囧途》《十二公民》算是国产翻拍中的佼佼者”，索亚斌表示，本土化是考核翻拍成功与否的标准。《人在囧途》有效地和春运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结合，两个主角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另一部《十二公民》虽然在国内没有陪审团制度的天然土壤，但导演徐昂根据朋友弟弟在法学院念书的经历，聪明地将故事背景置换到大学的“英美法模拟庭审”课程中，把原著里12个陪审团成员转换成了12个家长，“它提供的议题是当下中国迫切需要的，其社会意义远远大于艺术品质”。

　　失败案例

　　在张逸松看来，翻拍韩国、日本等亚洲地区电影的成功可能性更大，“毕竟他们都曾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情感共鸣点、社会问题、观众产生购票欲望的兴趣点都比较接近”。这种不可避免的地域性差异，应该算是翻拍改编的最大问题。持同样观点的索亚斌举了《我知女人心》的例子，“虽然与原著相似度高达90%，有刘德华巩俐这样的好演员，拍摄水准也不错，但影片不接中国地气，它所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的优越生活状态，和大多数观众没有共鸣。”

　　■ 版权购买流程实例全解

　　确定版权归属

　　因为翻拍涉及原著改编，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改编作品应当征得原著权利人的许可。公开发行的影片，属于制片方、出品方，而独立制片的独立电影，则属于创作者自己。不过著作权是有期限的，自然人是终身和死后50年，法人是发行后的50年，如果著作权已经到期，再改编翻拍就不涉及版权问题。此外，原著作者在没有受到特别限制的情况下，可将其作品的改编权、摄制权、翻译权、广播权等等多次转让给其他主体，并获取报酬。

　　购入剧本改编

　　也就是说，制作方只要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了原著作者的改编权、摄制权，便可进行翻拍，并注明根据某某原著或剧本改编即可。

　　版权方主动售卖

　　版权交易的流程并不复杂，据太合娱乐总经理张逸松介绍，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版权持有方本来就对外销售，大家看到了去买，以2014年由刘江执导、高圆圆主演的爱情电影《咱们结婚吧》为例。原来，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每年都会来中国，推荐韩国优秀项目合拍的机会以及韩国影片在大陆的翻拍权，《结婚前夜》就在其中。

　　制片方主动去买

　　另外一种则是买方先相中了影片觉得不错，再去申请做采购流程。买卖双方达成共识后，就可以签订相应合同，再由双方版权保护机构做备案和登记。如果是跨国合作，还需涉及税费问题，如版费、引进费用等。

　　可能遇到的问题

　　“过程并不复杂，和我们在国内买一本小说的改编版权，没太大区别，只是会牵扯到更多的版权保护和版权登记的工作而已”。不过，张逸松提到了购买《结婚前夜》时遇到的其他问题，比如除了购买电影的翻拍权外，是否需要当年电影的对白台本和相关素材？“最后采用的方法是既买了它的翻拍权，又买了它在中国大陆的发行权，这样我们就有了一整套完整的物料，可以支撑翻拍，同时还能帮助导演在之后的电影创作中，从文字到影像各个方面，对所遇到的问题提供更好的调整。”

　　张艺谋也曾向记者透露，《血迷宫》的版权并不在导演科恩兄弟手上，是从大型版权公司购得，通常这种情况下，版权公司都会有很多附加条件，这也是造成《三枪》版权费昂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