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赫希曼 用欲望制衡欲望，用权力制衡权力

　　赫希曼的这本《激情与利益》，英文书名为：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目前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两个中译本：一个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李新华和朱进东的译本；一个是2015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冯克利教授的译本。两个中译本都把这本书翻译成了《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2006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就读了这本书的中译本。通过反复琢磨这本书的论述，我比较倾向于浙江大学罗卫东教授和赫希曼传记《入世的哲学家》译者贾拥民博士的见解，觉得把“Passion”翻译为“激情”为好。另外，由于这本书的书名包含着“political arguments”，而不是“political debates”，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最好还是被较为精确些地翻译为《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论辩》，而不是《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

　　今天看来，《激情与利益》不是一本容易读的著作，尤其不是那种越读越薄的一本书。通过对人类进入近代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些伟大思想家关于人类社会运行基本原理的论述的回顾，赫希曼讨论了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的思想起源和社会演变过程。正如赫希曼本人在这本书的二十周年纪念版自序中所说，这本书实际上讨论了两个命题：一个是孟德斯鸠的发现，即“追求利润的商业精神开启了通往‘以贸易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政治智慧之路”；另一个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断言，“近代经济（即各种利益）的复杂系统必然是已经发明出来的对付专制主义蠢行的最有效的辔绳”。

　　智慧的律令

　　在最大的恶中滋长出公共的善

　　在《激情与利益》一书中，赫希曼首先讨论了古代社会价值，发现在西方基督教时代的初期，圣奥古斯丁曾认为对金钱和财产的贪欲是使人堕落的三大罪恶之一，而其他两桩大罪则是“权欲”与“性欲”。在古代社会，与单纯追求私人财富不同，对荣誉的热爱被认为能够重振社会价值。近代以来，这一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斯宾诺莎、曼德维尔、弗格森、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乃至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都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真实本性，而曼德维尔、斯密和孟德斯鸠从各种视角发现了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却为社会和公共福利做出了贡献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

　　赫希曼认为，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观念史的论争就是从承认并从制度上保障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抑制驯化古代人为荣誉和名望而奋斗的激情。所以他一开始就引用了18世纪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一句话来说明这一驯化过程：“社会利用使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者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了公民的幸福。这个原理证明了天道的存在，通过他那智慧的律令，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维柯已经从人们追求私利转化到为公共秩序和社会福祉来论述人类社会运行的天道，但仍然有圣奥古斯丁所论述的古代社会的价值判断的影子。由此，赫希曼进一步讨论了近代思想家的财富观：人的行为受利益支配，增加个人财富是正当的。按照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增加财富是大多数人希望借以改善自身状况的手段。这是最普通、最明显的手段……”。

　　这些近代的思想家还论述了由利益支配世界之优点，包括人的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可持久性，市场交易和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业繁荣和社会风俗的改善。书中，赫希曼还引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一句话：“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温和得体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规律”；“商业精神天然地会带来简朴、节约、节制、勤劳、谨慎、秩序和守纪的精神。只要存在这种精神，他所获得的财富就不会产生任何坏的效果”，在其后，孟德斯鸠还认为：“商业的自然作用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国会变得互相依赖：如果一国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的联合都基于相互需要”。

　　人类的幸运

　　屈从于“不作恶”的诱惑

　　赫希曼接着评述道,可能孟德斯鸠对商业的赞美过于夸张了，但他自己相信孟德斯鸠的这句话：“幸运的人们处于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赫希曼是如此欣赏孟德斯鸠的这一发现，以至于他把这句话作为整本《激情与利益》一书的引语。赫希曼还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用欲望制衡欲望，用权力制衡权力，人类社会就产生了有权力分立原则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用孟德斯鸠的原话说：“要消除权力的滥用，必须对一些事物的安排，以权力阻止权力”。对此赫希曼进一步解释道：“用权力限制权力无限膨胀的‘事物的安排’，主要是通过各种制度性和宪法性的保障措施植入政治体系来实现的”。

　　在这本《激情与利益》中，赫希曼还讨论了诸多近代思想家关于激情与利益的关系的各种论辩，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自由的关系，尤其是提到了托克维尔对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之间关系的论述。在第三章，赫希曼引述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从推罗人、佛罗伦萨人和英国人那里举出哪怕一个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民族它同时又不是一个自由的民族的例子。可见在自由与工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必然联系”。但是，赫希曼也同时注意到，托克维尔本人并不是主张只遵从和顺从人们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商业的发展，就必然会走向一个自由国家，因为“利益远不是驯服和约束统治者欲望的力量；相反，如果公民沉溺于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可能使‘狡诈而野心勃勃的人篡夺权力’”。接着，赫希曼引用了托克维尔的一句先知式的名言：“一个民族，倘若只知道乞求自己的政府维持秩序，那么在其心灵深处就早就已经成为一个奴隶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隶。在它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打算给它套上枷锁的野心家也很快就会粉墨登场了。”回顾二十世纪跌宕起伏和充满巨大历史灾难的世界历史，再看看当今世界，托克维尔的这一判断似乎仍然有现实意义。

　　赫希曼的著作年表

　　1945年，第一本学术专著：《国家实力与外贸结构》，首次使用了目前经济学和媒体中所常用的“基尼系数”这个概念，因而目前国际学界已经基本公认赫希曼才是收入分配中的“基尼系数”的真正发明者 。

　　1958年，赫希曼撰写了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战略》，首次将“发展战略”运用于经济学诸领域，还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基础。

　　1963年，赫希曼撰写了第三本书《迈向进步之旅》，主要探究了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应的政治发展过程。

　　1967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发展经济学又一本重要著作《发展项目之观察》，该书一出版，又轰动一时，立即被列为“100位哈佛教授所推荐的最有影响的书”之一。之后，一位巴西学者边治（Ana Maria Bianchi）曾将《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之观察》称为“赫氏拉美发展三部曲”。

　　1970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很快就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1973年，赫希曼撰写出了他的最为著名的著作《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使一些学者看到，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两个赫希曼：一个是作为发展经济学家的赫希曼，另外一个是作为思想史家的赫希曼。

　　1982年，《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赫希曼从失望的概念入手，给出了人们在私人领域和公共活动“转变参与”的钟摆式的变化过程。

　　1991年，赫希曼写出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反动的修辞》，主张要积极地推动改革。

　　1995年，赫希曼谈论自我的一系列随笔合成专辑《自我颠覆的倾向》出版，成为经济学界罕见的精神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