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已在忧虑变成“巴托比”

　　在今年3月《巴托比症候群》的中译本出版之前，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这位西班牙目前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大热人选、英国博彩公司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的前排常客，在中国似乎还籍籍无名。201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其小说《巴黎永无止境》的中文版，反响平平，几乎无人问津。

　　在《巴黎永无止境》一书中，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叙事者房东的身份出现——这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比拉-马塔斯身上的真实事件，而“维勒姆·佛可”等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一同出场，比拉-马塔斯用那些看似真实的自传性细节大行混淆视听，让人分不清孰真孰假。

　　这种虚构与事实相互指涉与互文的情况亦出现在马塔斯今年出版的中文作品《巴托比症候群》和《似是都柏林》中。

　　《巴托比症候群》通过一位不愿再写作的叙述者的日记，揭示了文学世界中一大群停笔抽身的“巴托比症患者”的存在，而《似是都柏林》则以一种充满戏谑的口吻讲述了心怀炽热文学梦想的文学编辑在古登堡时代终结之时的梦想、创作以及在布鲁姆日当天的葬礼终曲。比拉-马塔斯将丰富的作家轶闻、当代文学史及睿智犀利的文学评论观点与他的“伪传记”和“假演讲”糅合为一，让读者在亦真亦假的叙事与渊博幽默的议论中获得非比寻常的思考乐趣。

　　今年8月，比拉-马塔斯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上海书展。记者在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见到他，身着白色衬衫，魁梧且胖，丝毫看不出他自己曾说的年轻时与保罗·奥斯特长得像这回事。他讲话时表情严肃、目光炯炯，待我转头去听西班牙语翻译时，用余光看见他正在一边嘶嘶窃笑。比拉-马塔斯跟他的作品有着一样的气质，一种微妙的反讽，一种机智的邪恶。他曾故意打乱书房那些书的摆放顺序，跟来访的西班牙记者侃侃而谈这样放书的理由，在文章刊出后，致信给编辑部告诉他们被骗了。当一位记者问他如何解释《似是都柏林》里的“时间”问题时，他借用捷克作家Vilém Vok的话“生命短暂，时日漫长”来作答，实际上，不仅这句话是他胡编的，连这个人物Vilém Vok也是他捏造出来的。

　　他与他的故事一样虚实相间。我们很难搞清楚，究竟是因比拉-马塔斯是这样的人才写出了这样的小说，还是这样的小说写得多了，使他变成了这样的人。

　　■ 对话

　　“我就是个虚构创作者”

　　新京报：6月份，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刚出版了你的新作《不合逻辑的卡塞尔》（The Illogical of Kassel），主人公跟你同名，虚构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比拉-马塔斯：我是按照真实发生的故事来叙述的噢。

　　新京报：您的小说中涉及非常多城市的游历，比如巴黎、都柏林、纽约、卡塞尔，对城市的书写主要来源于亲身经历，还是对它的阅读？

　　比拉-马塔斯：两者都有，但很难说清哪一个对我影响更多。以《不合逻辑的卡塞尔》这本书为例，我读了很多东西之后，还是决定去当地住上一段时间。

　　如果我在自己家里写这本书，我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力去创作故事。但我仍是去到了当地，以进行一种真实的描写。这样的话，当读者去网上搜索卡塞尔这个地方，他们会感觉“嗯，这是真的呢”。

　　新京报：像《巴托比症候群》这样把读者熟悉的作家作为小说人物，会不会是一种冒险的行为？

　　比拉-马塔斯：《巴托比症候群》这本书里作家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并非虚构，所以没有危险性啦。《巴黎永无止境》这本书的故事也是真实的，我的确租住在杜拉斯的房子里。

　　当然在写作的过程中，故事的叙说方式是有想象的自由的。就像《哈姆雷特》，读者亦无法从中辨出真假，故事都是真的，然而叙述方式可以加入虚构。

　　（大约20分钟之后）我刚才告诉你，我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其实它们全都是虚构的……我本人就是一个虚构创作者！我将我的作品定义为“虚构小说”（fiction），但我真的去巴黎和卡塞尔了，我根据我看见的东西来虚构。纳博科夫说“Fiction is fiction”，所有作家都是对所见所闻进行再创作的。

　　“我创作了好多作家！”

　　新京报：您18岁时在电影杂志虚构了一篇对马龙·白兰度的专访，那是你虚构创作的开始吗？虚构的乐趣和边界在哪里？

　　比拉-马塔斯：这是一个很厉害也很严肃的问题。当我进行创作时，当然有一个虚构的界限。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美学意识，尽管没有严肃的宗教上的限制，但我会遵守道德的界限来进行创作。有一个例子是美国有一个作家，把别人的战争经历写在自己的书里，后来被判刑了。有的东西该写，有的东西不该写，这是一位作家在道德意念层面要做出的决定。

　　新京报：捷克作家Vilém Vok是谁？你现在是否还经常引用他的话？

　　比拉-马塔斯：他是我虚构的人物啦，我会借他之口来说一些我自己想说的话。我对此感觉很平静，因为那些话是他说的，又不是我说的。我觉得Vok这个人物差不多走到尽头了，我不会继续对他进行更多创作了，因为好像网上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我虚构出来的人物了。

　　新京报：你是不是还创造了其他作家？你会为他们保密吗？

　　比拉-马塔斯：我还创造了好多作家！他们还没被公众发现。我有一篇小说的前言是一位北美女作家写的，她就是我编造出来的人物，那篇东西其实是我自己写的。但我真的已经想不起来那个女作家叫什么名字了。

　　新京报：在当下创造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是不是很困难？因为互联网搜索这样一个人物的结果通常都会指向你。

　　比拉-马塔斯：我需要不断学习和研究如何让虚构人物这件事情顺利展开和进行下去。我需要设计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名字，不让别人发现。

　　诗人是我对于世界的看法和眼光

　　新京报：你的小说虚实结合，在形式上又小说里嵌套小说，这些尝试是不是避免坠入博尔赫斯和卡夫卡所说的“世间所有故事都是同一个故事”的创作困境？

　　比拉-马塔斯：是的。博尔赫斯与卡夫卡都是非常伟大的作家，现实主义作家写的是真实存在和发生的事情，但博尔赫斯和卡夫卡写的是更加贴近于现实但完全虚构的东西。卡夫卡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学，博尔赫斯也非常喜欢中国的古代故事，他们应该是中国的小说家，虽然这不是真的，但他们可以成为中国的小说家。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中国小说家有一种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创作优势？

　　比拉-马塔斯：是的。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在写小说的时候不读小说，而去读诗歌，你是怎么将小说里的讽刺风格与诗意相结合的？

　　比拉-马塔斯：在我看来，诗歌更具有时间性，诗歌可能会出现在小说的结尾，但讽刺贯穿了我的整个小说。我不创作诗歌，但我是一个诗人。一个诗人没有必要一定创作诗歌，诗人是我对于世界的看法和眼光。

　　新京报：你是否忧虑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巴托比作家？

　　比拉-马塔斯：是的，我很担心，所有的作家都会为此感到忧虑，或许我迟早会成为一个巴托比作家，停笔不再写作。就在此时此刻，我没有进行写作，我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忧虑了。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罗贝托·波拉尼奥？

　　比拉-马塔斯：在我的生命中，有两位作家是我生活上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我文学创作上非常重要的伙伴，一位是皮托（Sergio Pitol），另一位就是波拉尼奥。皮托是一位墨西哥作家，曾经在中国担任墨西哥大使，他同时也是我的老师。在文学方面，我与波拉尼奥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和相似之处，我们对一些专业作家的喜爱或评价非常接近，同时我们也都是非常认真的写作者。

　　我的老师皮托是墨西哥人，波拉尼奥20岁之前生活和学习也在墨西哥，所以，墨西哥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非常大。我的写作形式非常专一，我觉得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专一的文学形式。我可以在写作过程中体会到自己专一独特的写作形式，读者也可以在阅读我的作品的过程中感觉到。新京报记者 黄月

　　致谢本次访谈的西语翻译吴安（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处，塞万提斯图书馆行政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