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纪》 不是电影的附属品

　　随着侯孝贤导演数年磨一剑的电影《刺客聂隐娘》成为热话，编剧之一谢海盟所著的拍摄侧录《行云纪》，也紧跟着进入了公众视线。在勒口处作者介绍的部分，除了出生年月和毕业院校，对于自身状况的交代只有短短的三句话——穆斯林，女同志，喜欢无用的知识。没有突出她文学世家（唐诺、朱天心之女）的身份，刻意拉开的距离感，为整本书的文字奠定了基调。再翻开目录，每一个章节，皆以星巴克、奈良、京都、平遥、中影文化城等地标命名，辗转蜿蜒如一条长长的队伍，全程跟着剧组拍摄的谢海盟，编剧的身份之余，更是一个在场者，一双冷峻观察的眼睛。这样的距离感适用于她和她的家庭，也表现在《行云纪》与《刺客聂隐娘》的关系上。

　　换言之，名为“侧录”，《行云纪》记述的是聂隐娘的故事之外，另一个完整的故事。包括侯孝贤、朱天文、阿城等创作者，如何捕捉一闪而过的灵感，如何从无到有，将概念实现为对白，也包括舒淇、张震、妻夫木聪等一众演员如何为每一个角色倾注灵魂，甚至一草一木中所蕴含的苦心，如何克服条件上的障碍营造理想的意境等，包罗万象，跨越了更大的时空。

　　有敬而无畏 博闻且强识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家庭渊源，谢海盟来写侯孝贤，有其独到的优势。她自白“有敬而无畏”，从来没有面对“大师”的压力，这仅仅是看着她长大的叔叔辈而已。往严肃了说，是带有祛魅性的事情，而她则是一派幽默轻松，毕竟是创作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没有使用朱天文常用的文字炼金术话语，而是透过闲散的几笔勾勒，反而拉近了读者与幕后的距离，又带出些温情，甚至还有几分天真的味道来。

　　例如在星巴克里的前期会议，“侯导与天文都有年纪了，剧本拿在手中很难看清楚，两人常拿着一副老花镜争夺不休，或斜斜举远了纸页观看，模样颇有关圣的架势”，侯孝贤自嘲“人老了，电池电量变得很小，三小时差不多了”，众人笑，说，导演的充电座一定藏他常去抽烟的树林里，“侯导也笑，笑笑不否认，也许真有充电座一事也说不定”；再例如，《悲情城市》的最初构想何以与现在我们熟知的剧情大相径庭？为什么电影中田季安召集家臣牙将议事的几场戏导演会吩咐“就把它当作京剧来编”？大银幕上以笑容打动导演的妻夫木聪，私下里真的“就是个吃货”？创作秘辛信手拈来，都是弥足珍贵，又不是什么秘密的秘密。

　　时不时地，就像聂隐娘利落地一闪身，谢海盟的观察位置一变，抽离现场，开始沉浸于故纸堆中旁征博引起来。

　　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千万种考量，涉及一个又一个庞大的知识库。从她将剧本一次次讨论的过程，比作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妻子，为了等候丈夫回乡，把一件寿衣织了拆、拆了织；到解释片中处理桃花源山村的情节时使用的“水疗法”——典出宫崎骏动画，指的是习惯在发生巨变或大灾难后，插入一段与“水”意象有关的、节奏缓慢的桥段让主角们盘整心情重新出发的方法；再具体到电影中所使用的每一匹马，不止各有脾性、血统、历史与外形，甚至它们一个前蹄腾空的动作，也能让她联想到新古典主义派画家贾克路易大卫的名作《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中的烈马来。

　　这里不难看出，谢海盟在文字上受到其父唐诺散文风格的影响，细节衍生细节，如同小径交叉的花园，或者更进一步说，大概更受到唐诺所推崇的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的启示，图书馆式的作家，博闻强识，借助大量的引述以及阐释补充，最大限度地以有限的篇幅传递丰富的信息。

　　博尔赫斯说，写下是由于相信，这里的“相信”所指的不是事件的真伪，而是像有人相信一个梦想或是理念那样的层次。谢海盟的字里行间，就有这样的一种“相信”。

　　非虚构疆界 人类学本能

　　如果说《刺客聂隐娘》中，那些让一切回归地心引力的视觉打斗场面是侯孝贤对于武侠的探索，那么在文字层面，《行云纪》所探索的，就是它作为非虚构文学的疆界问题。

　　谢海盟自己也在访问中坦言，现阶段更倾向的写作方式是找一个课题，尽自己的能力和办法把它写出来，类似报告文学。今时今日，报告文学已然式微，迅速崛起的“非虚构”，概念高于报告与纪实文学，更是对写作者的历史知识积累、田野调查能力，乃至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素养有所考验。谢海盟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毕业，爱动物，再加上自小的文学基础，山野中取景，写起拍摄见闻，格外游刃有余。

　　像是写起湖北的岩洞：“出一洞又一洞，岩石孔隙多，洞中并有水流，谷地位于岩洞与岩洞间，草地润泽绿茵，夹着两旁峭壁，上悬一线天”，精炼的几句，便有柳宗元《小石潭记》式的清幽；接着笔锋一转，写土家居民，爱唱山歌，又能在近乎垂直的峭壁上攀来攀去，不时来凑热闹看拍摄，动作敏捷如猿猴，她称他们“山中精灵”，也不讳言“精灵”们打劫起剧组的电线索取高昂赎金时毫不客气，气得工作人员都发誓再也不来此外景，文末，她的总结是：“回想起山中精灵们抢钱的神情，与高唱山歌时一样的兴高采烈，一样的纯真无邪，于是顿悟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如吃饭睡觉下田耕作一般何错之有”，故而除了释怀，别无他法。

　　这里就可以看出典型的人类学关怀了。亲访丛林深处的社会形态，怀抱好奇、反思探讨，让人想起曾经亲赴亚马孙河流域和巴西高地森林的列维施特劳斯来，他曾指出，人类学家的职责，是从高远的观点去研究和评断行为，高远到可以忽视一个个别社会、个别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所以当“偷电线风波”出现的时候，谢海盟的第一反应并非站在道德上批判对错，而是体谅多样化的存在，为他们的行为找到解释，所以，她依旧善良地认为他们是精灵，所以，她也充分理解来自大陆和台湾的演员们在片场会出现的文化隔膜，这样的人类学本能，仿佛是在现场布置了许多台监控仪器，每一个角度都看得分明，拼凑成一幅幅全景式的画卷，生动而真实，没有锦上添花，也没有落井下石。

　　巧合的是，列维施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忧郁的热带》，在朱天文的长篇小说《巫言》当中，几乎也是贯穿始终的。

　　证词之书

　　电影的热潮会过去，《行云纪》却并非单薄的附属品，跳脱了电影仍然有其厚度。正如朱天文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本“证词之书”，“为一部我们曾经触手可及地想像过，却始终未被执行出来的慑人电影做证词”，而这样的证词有什么用呢？这个问题，当我们回看三十年前朱天文与吴念真所合著的《恋恋风尘——一部电影的开始到完成》的时候，答案也许已然不言自明。□书评人 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