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穷了当街卖艺” 旧京“劳作女性”的纠结

　　北京在变，女性也在变。虽然可能迟缓，劳作的底层妇女的变化赋予了老旧北京以现代的新意，老旧北京因为这些大胆也不得不走上街头的底层妇女的劳作、言行而有了生气和灵魂。

　　戏班里不养小、不养老，

　　唱红了财主当作宝，

　　唱黑了脚下一棵草。

　　十七八岁是正好，

　　财主看上一个也跑不了。

　　这是一首在老北京生活的多数人都熟悉的顺口溜，说的是20世纪初叶在北京混日子、讨生活的女艺人的生活实况、窘况与艰辛。当然，绝大多数人更熟悉的是首句。对于当下多数人而言，这些百年前关于女艺人的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要么热闹有趣、荒唐可笑，要么索然寡味。但是，对受到女性主义影响，又志在研究社会史的历史学者而言，这些看似理所应当也平淡得出奇的顺口溜、昔日的潮流，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白描

　　生活在旧京的底层女性群像

　　在遗著《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不幸英年早逝的美籍华裔历史学者程为坤解读出了其中的复杂内涵。在对那个年代这些女艺人的演艺生活进行梳理之后，他认为，现代政治塑造了这些女艺人的身份，女艺人为现代戏曲所改造，也重新定义了戏曲的世界，民族主义则使之声望更高，受人尊敬。因为这些女性不但重拾传统“女性的美德”，还有不少人通过自己的演剧为社会改革指引着方向。但是，尽管戏园给了女性重塑自己的机会，却也容易将其降格为“物化的肉体和性，一个年轻美貌的女演员可能会成为男性性幻想和偷窥快感的对象。”于是，由于“良贱”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强大惯性，女艺人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不同社会群体充满矛盾的期待：色情艺人、道德楷模、宣传员、新女性、平民的发言人、性幻想和消费对象，等等。

　　显然，在20世纪初叶的北京，确切说到1928年因民国政府南迁而未易名为“北平”之前的北京，这些社会地位低下却有着市场的坤伶的自由、恶名和经济上的能量是以极大的代价换来的。在这本新近翻译过来的英文著作中，书名“劳作的女人”（working women）和正文中的“底层女性”均是范围非常广的概念，包括：因为社会巨变而堕入社会底层的满族妇女、被富贵人家雇佣的老妈子、走街串巷穿梭在千家万户中的三姑六婆、街头谋生的拉车妇、缝穷妇、女乞丐，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最早在京城开办女澡堂子的金秀卿等女商人，和那些不得不靠肉身维持生计的不同级别的妓女。总之，除了知识精英女性以及中产阶级女性之外，作者将因种种原因而突破了三从四德等良家妇女的传统定义，而频频在街头巷尾等公共空间抛头露脸讨生活的不同行当的女性都纳入到了他的研究之中。

　　毫无疑问，这些占据了女性人口主要部分的劳动女性，其日常生活才是城市生活的主流。本书试图勾画的是在那个巨变岁月的北京的大多数女性，或者说勾画的是这些劳作女性栖身的北京。北京在变，女性也在变。虽然可能迟缓，劳作的底层妇女的变化赋予了老旧北京以现代的新意，老旧北京因为这些大胆也不得不走上街头的底层妇女的劳作、言行而有了生气和灵魂。为了激发更多的人对精英分子潮流之外的女性的思考，增进对底层女性主体性的认识，作者在新旧交替、混融的场景中，尽可能地爬梳报纸、官方档案、文人创作以及民谣等各种文字资料，以求白描出不同底层女性的生活群像。

　　嬗变

　　公共空间成为底层女性的地盘

　　在本书中，程为坤从性别的角度或者说基于女性主义的立场善意地提醒读者，与历史相对短暂的上海不同，“性别区隔的原则形塑了北京的社会历史，给北京的街道注入了性别意涵”。在一定程度上，街道胡同的名字与女性相联系，表现了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的公共影响力。然而，千百年来，不但在北京以女性命名的街巷名称屈指可数，就是偶尔出现的诸如“石老娘（接生婆）胡同”、“奶子（皇室乳母）房”这些以女性命名的街巷名称对城市地标影响也多半是“负面的”，因为这些女性违背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基本定位与规范。

　　不仅如此，由于眼睛向下的俯就，即聚焦于劳作妇女的日常生活，作者更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样明显有着话语霸权和歧视而共时性呈现的历史层累的“性别空间”，清末以来新兴的“女权主义的影响和对西方文化的热忱跟大多数天天为生活忙碌的底层女性很少沾边”。换言之，独领风骚、名垂青史的精英女性及其所崇尚的民族主义或女权主义修辞术对北京城绝大多数劳动妇女的影响微乎其微。在辞旧迎新而巨变的动荡年代，为了家庭的生存、自我的活路，作为行动主体，自我意识明显的底层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门，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出去寻找一切可以谋生的机会，从而发展出了她们自己的办法应对大的社会变局。这正如俗语所言：“人穷了当街卖艺，虎瘦了拦路伤人”！因为看护孩子等家务活儿和挣钱养家的双重重担模糊了生产和再生产的界限，这些劳作女性的就业层次明显低下。但是，正因为她们群体性地频频走出家门，原本主要是男性占据的家门外的空间——公共空间——也就日渐变成底层女性的地盘。

　　任何时代、任何阶层的女性都不可能始终是“绷紧的弦”，都有其或长或短的闲暇，有着大相径庭的休闲方式与策略。直到帝国晚期，老北京妇女的休闲活动主要是过节、逛庙，抑或在家门口观看来来往往的红白喜事的迎送队伍，甚或随口哼两句小曲。走百桥、摸门钉、朝山求子祈福等妇女经常参与的“休闲”明显有着宗教的色彩，并服务于男权社会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因此，尤其是庙会与节庆，作为传统休闲的象征将北京女性和过去联系在了一起。

　　清末以来，效仿西方的北京近代化历程的次第展开。1907年，不仅万牲园在北京开园，清政府还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宣布废止缠足，倡导体操、音乐和游戏，以培育合格的妻子和母亲。辛亥革命后，除已经局部意义上向女性开放的戏园之外，电影院、动物园、游乐场，尤其是将社稷坛、先农坛等原本皇家禁地改造而来的大小公园等新兴娱乐设施及其娱乐活动纷纷登场。在民国初年舆论中，女子项目更受欢迎。作为潮流，包括交谊舞、体操等在内的新兴的娱乐也明显没有了昔日浓厚的宗教味，而是女性个人的选择、兴趣使然。

　　局限

　　“一锅煮”的底层女性主体性被淹没

　　客观而言，程为坤对20世纪初叶这一过渡时期的京城妇女的休闲娱乐的把脉、判断是准确的。但是，对新兴的娱乐，除了上述标志性事件的叙写之外，劳作女性的休闲娱乐则语焉不详。不仅仅是女乞丐、包括多数在天桥坤书馆、落子馆讨生活的女艺人在内，绝大多数忙于生计的劳作女性是无缘这些新兴的休闲活动的，依旧是女艺人、妓女——昔日文化分野中的“倡优”——自身在整体性地供人娱乐、消费和享用。

　　换言之，作者所言的来自不同行当、不同阶层的劳作的女人实则是个非常庞杂，又各自有着亚文化、次文化与反文化的异质群体，是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无论是“劳作的女人”还是“底层女性”，核心概念的定义不明，也给人造成了认知的含混。程为坤一再强调的这些女性自立的“劳作”和强调其社会地位的“底层”这两个最大公约数并无法行之有效地统合其历史、文化的差异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因为材料或材料的检视所限，对其所言的劳作的女人抑或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的描述、辨析也就常常不可避免地流于了形式与片面，甚至不乏矛盾之处。当然，这或者是同样意在求真并修正英雄史观而格外关注常民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微观世界、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研究共有的瓶颈、两难与纠结。

　　不可否认，本书从性别视角对20世纪初叶北京的研究的开创之功。包括妓女在内，书中分别描述的不同行当的女性都表现出了主体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但是，作者一锅煮的底层女性的主体性反而给淹没了。这或者多少让人有些遗憾。□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