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在写作中寻找记忆(1)

　　现今世界十多亿穆斯林，其中一千多万生活在欧美。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就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女性，只是，她在伊朗长大。

　　1979年，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读完文学博士课程的纳菲西回到伊朗，任教于德黑兰大学等三所高校。此时的德黑兰，革命爆发，霍梅尼推行政教合一，在伊朗全面实行伊斯兰化——“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拒绝佩戴面纱、讲授西方文学的纳菲西，遭遇了当局者的监视和警告，终于也因此离开了大学，却把文学的课堂搬到了自家起居室——她在这里带着姑娘们读西方文学经典。这成为她除了拒绝面纱这一外在象征之外抵抗的内在方式，她把这一切写成《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1997年，受够了在咖啡馆和课堂的突袭检查、随时降临的飞弹和朋友不断被谋杀的噩耗，不想再把日常生活过得战战兢兢，纳菲西决定离开伊朗去美国生活。带着伊朗的记忆到异乡，纳菲西发现伊朗不断被人误解，而她和伊朗的联系，却随着朋友的陆续失联和父母的离世，而变得疏离恍惚起来。她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有责任写下在伊朗的记忆。父母的故事，就是伊朗社会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横截面。所以，她又写下《我所缄默的事》。

　　持续抵抗：从揭下面纱到拾起文学

　　戴不戴面纱，对伊斯兰女性而言，从来不是简单的问题。

　　身裹黑袍，用头巾藏起头发，面纱下只露出双眼，这是而今的穆斯林妇女留给人们的印象。但纳菲西告诉我们，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不是这样。面纱在伊朗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意义。

　　纳菲西祖母出生时，伊朗在不稳定的君主统治下，严格的宗教法律支持石刑和一夫多妻制，女孩九岁就能结婚，女人不能上学，几乎不被允许出门，即使要出门也必须从头裹到脚。这样封闭的法规在伊朗宪法革命后被逐步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为促进社会各阶层的现代化，授权女性可以不戴面纱，此举却带来了两代女性截然不同的反应：祖母一辈的伊朗女人因此拒绝出门，直至该法令在1941年废除；而纳菲西母亲那一代，在公开场合不戴面纱，可以去法语学校读书，在舞会上自主选择丈夫。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达到顶峰。在纳菲西的成长记忆里，上学、开派对、自由阅读、看电影都被看作理所当然之事，当时伊朗女性的权利与西方民主国家女性的权利相差无几。她甚至目睹了两位杰出女性晋升到内阁部长，而自己的母亲也成为首批当选国会议员的六名女性之一。

　　前进的脚步在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被终止，法律退回到更古老时代：废除了家庭保护法，女性适婚年龄又下降到9岁，女性出门必须黑袍加身，佩戴面纱，不许化妆和烫发，不能和异性握手，不能和除父兄以外的任何成年男人外出，否则，街上持枪巡逻的道德警察会抓你进监狱。一个女生被开除，理由是“有人控告她在头巾底下隐约看得见的白皮肤挑起了他的性欲”。在德黑兰的阿拉梅·塔巴塔拜大学出现了两个入口，一个是供男性出入的绿色宽阔铁门，一个是挂着帘子的小边门，所有女生都必须通过小门进到一间黑暗的小屋接受检查后方可入内，检查的内容包括外套颜色、制服长度、头巾厚度、化妆痕迹和戒指大小。纳菲西和她的女学生们，以及她1984年出生的女儿，被迫重新戴上面纱。这一代女性，再度被当政者打上没有脸谱的穆斯林妇女印记。

　　纳菲西拒绝佩戴面纱。她认为“我拒绝的不是那块布，而是当局对我的强迫改造，使我照镜子时厌恶起镜中那个陌生人”。纳菲西尊重那些出于宗教信仰而佩戴面纱的女人，尽管自己并不认同女性应在公共场合遮盖“作为性的意义的身体”的宗教观念。《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纳菲西试图说明自己强烈抵制面纱的问题症结：穆斯林妇女的面纱已经成为政教合一的当局一种政治控制的武器。而她真正拒绝的，是“一个政权通过法令和自己对宗教的粗暴理解来强行规定妇女的公开露面方式”。

　　纳菲西并不孤单，因为年轻一代的抵抗者——来上她的私人文学课的那群年轻姑娘，在文学面前，都勇敢地卸下了面纱。《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四段关于伊朗女性以秘密的方式反抗政权的炽烈故事。

　　1995年的伊朗，距离伊朗伊斯兰革命过去了16年。那时，纳菲西虽然不再在德黑兰的大学里教授西方文学，却在起居室里开了一个私密的文学课堂，来上课的是她喜爱的七个女生，她们一起阅读西方文学经典。这七个女生在宗教和社会背景上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抵触，却由于一份共同的文学信仰而能够和平共处数小时乃至亲密无间。近两年的时间，不论晴雨，她们几乎每周四早晨，都会戴上一束表达自己当时心情的小兰花或者水仙，来到纳菲西的住处，卸下面纱长袍，露出琳琅满目的色彩：鲜红的指甲，金色的耳环，挑染的头发……起居室里的天地是她们自由的小宇宙，她们在这里一边对奶油泡芙和冰激凌大快朵颐，一边为了盖茨比的痴心和伊丽莎白的结婚对象争得面红耳赤，这里被她们称为“自己的空间”，以此和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呼应。

　　纳菲西和这些姑娘有两张合影照片，她一直带在身边：第一张相片里的女人倚墙而立，全身包得密不透风，第二张相片里同一批人，相同姿势，不同的是，除去了外层包裹，因身上缤纷的衣服和头发色彩而区分。这七个被纳菲西称为“我的丫头们”的伊朗年轻一代女性，她们的快乐被禁锢，爱情被剥夺，婚姻被强迫，生活权利被忽略，她们“时常提起被剥夺的吻，没看过的电影，和肌肤没吹到的风”，她们为自己不存在的记忆而困顿。纳菲西教给她们的抵抗魔法，是阅读、讨论和发表对西方小说作品的感想。她选取了自己最喜爱的四个西方作家：纳博科夫、亨利·詹姆斯、菲茨杰拉德和简·奥斯丁。在伊朗这些作家的小说多数被列为禁书。

　　一堂文学课的魔法

　　为何是《洛丽塔》？为何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何是《华盛顿广场》和《傲慢与偏见》？这一切都有一个地点状语限定：在德黑兰。如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描述的那样，在纳菲西的晨间文学读书会上，这些作品都带上了一层德黑兰色彩。换言之，在极权统治下秘密阅读“自由的书”，是个人化的抵抗。无论是永远和禁锢她的人相连、不曾拥有自由的洛丽塔，还是从自由梦中幻灭的盖茨比，或是把追求婚姻自由看做选择个人自由的凯瑟琳（《华盛顿广场》）和伊丽莎白（《傲慢与偏见》），借助这些经典阅读，文学为丫头们提供了西方平行世界的精华：什么是自由恋爱、什么是自主婚姻、女性美是什么、怎样享受生活……文学还给她们被剥夺的记忆。

　　纳菲西从未想过自己的文学课能坚持两年之久，她的愿望单纯可爱——要把文学课打造成某种魔幻地带，让那些在书里来来往往的女人，坐着时光机穿越到今天的伊朗，和她的丫头们一起坐下来喝一杯土耳其咖啡。

　　对话

　　关于勇敢的N种方式

　　新京报：父亲让你反复阅读伊朗诗人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你最爱其中的女主人公鲁达贝，这也影响了你后来喜欢的文学作品中的系列女性角色，比如《黛西·米勒》中的黛西、《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这些女性吸引你，因为她们都“勇敢而脆弱”，是吗？

　　纳菲西：我很喜欢你称呼这些故事女主角为“勇敢而脆弱”的人。《列王纪》里的鲁达贝，就像《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以及《黛西·米勒》里的黛西小姐一样，她们的勇气并不体现在对公共领域的政见上。通常我们说一个人的勇敢，是说这个人敢于反抗身体的凌辱或者强势的压力，但其实有很多体现勇敢的潜在方式。存在一种更加私人化的勇气——不是来自于对荣誉的追求，而是因为她们别无他法。若她们脆弱，也是一种勇敢的脆弱。她们向父母的权威和社会规范说不，通过追求自己爱的人，来追求个人的自由。

　　没有个人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很多伟大文学作品中的女人们，总是会用一种更私人化的方式去表达她们的勇气。她们反抗社会和家庭加之于她们身上的道德规训，声明要自己选择婚姻。这让她们在社会上处境艰难，需要为了争取“选择的自由”而和家庭和社会同时抗争。我喜爱的这些小说女主角，她们通过对个人权利的不懈坚持，甚至冒着可能被排斥和遭遇贫穷的风险去争取真爱和伴侣的勇气，在一点点地改变她们所处的社会。

　　新京报：你在文学课上选取的作家是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简·奥斯丁，你曾说这四个人各自代表了你对自由的理解，可否具体阐述一下？

　　纳菲西：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着力在于这样一种悲剧：我们都太过自我中心主义以至于对我们所认为的挚爱都会视而不见。它也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使那些看似美好而举足轻重的人物，也会不知不觉犯下罪行。亨伯特是一个精于世故的学者，他不仅英俊而且看起来很优秀，然而他却毁了洛丽塔。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题是美国梦，那些和盖茨比相似的人追逐着这个美妙的梦，到头来却发现做这个梦并不像人们描述得那么容易。美妙的梦一旦接触现实，就会很轻易地遭到腐蚀，它也展示了美国在代表财富和物质主义的残酷的一面——它导致了对他人命运的漠不关心。

　　而亨利·詹姆斯在他的两部作品《华盛顿广场》和《黛西·米勒》中都把目光放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身上，她们的共通点在于都具有捍卫自我独立的勇气。她们都拒绝盲目遵从社会施予的陈规陋习，正如《华盛顿广场》中的凯瑟琳抵抗了她父亲的暴政和追求者的操控一样。《傲慢与偏见》则探讨了当时英国社会中基于财产和家世的婚姻问题。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拒绝就其中任何一项条件而结婚。她宁可过清贫的生活也不愿意嫁给不爱的男人。所以这本书是关于“选择的自由”的重要性。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