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在写作中寻找记忆(2)

　　（上接B02版）

　　我的父母告诉了我这样一个事实：生活随时会发生改变，你可能会失去所有的财产，包括你的房子，你的城市，你的国家，但是没有人能夺走你的记忆，你的书籍，你所得到的知识会拯救你。

　　不再沉默：父母给她一个“移动的伊朗”

　　如果说阅读是纳菲西抵抗的魔法，我们想要追问：这种魔法是如何获得的？答案也许就在她那显赫与痛苦并存的家族历史中，就在《我所缄默的事》中。

　　一百年来动荡的伊朗历史，给纳菲西家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的父母来自伊朗同一个古老家族——纳菲西家族，这个家族以出学者而闻名。她的父亲是保守家庭的反叛者，曾经的德黑兰市长，后来含冤入狱。母亲曾是首相儿媳，并且在1963年成为第一批当选伊朗国会议员的六位女性之一。纳菲西本人则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13岁去英国读书，之后辗转瑞士和美国继续升学，1979年回国在伊朗三所大学先后任教。

　　这风光的家族历史，背后却是隐痛与脆弱交织——父母永久性的失和与横亘在他们中间的那个“前夫”；母女之间长期对峙直到最后亦未达成的谅解；母亲那具有毁灭性的幻觉世界，她缺爱的童年和不再跳舞的秘密；父亲曾经意气风发的仕途直到晴天霹雳般的含冤入狱，他为了维护一个幸福家庭而不断说谎的苦衷，晚年背叛母亲后苍老而无奈的内心世界；外祖母的神秘自杀，纳菲西本人第一段迷茫而痛苦的婚姻……这些隐秘，纳菲西从未想过把它们写成一本家族回忆录。在伊朗，人们是不愿意暴露家里私事的。

　　双亲的离世成为转折点。1997年离开伊朗去美国后，父母陆续去世让纳菲西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们对话，这甚至割裂了自己和伊朗的联系。她必须进行一场痛苦的回忆。

　　在回忆中，她发现这样的回忆带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她一直深陷在父母虚构的故事中。他们双方都希望她站到自己的那一边批评对方，以至于她回忆父母和家族的方式都被剥夺。她下决心不再沉默，重新发掘真相——变成记忆的小偷，专注于收集母亲的照片、父亲的日记，深入挖掘家族故事的细节。

　　在纳菲西看来，沉默有很多方式：政府强制民众保持沉默，偷走他们的记忆，重写他们的历史，将国家认同的身份强加给他们；见证者的沉默是选择忽视或者不说出真相；受害者的沉默则使他们变成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而冷酷政体对私生活和家庭造成的侵犯，倘若作为亲历者不将之表达出来，则也会成为一个令人羞耻的共谋。纳菲西拒绝成为这样的共谋，《我所缄默的事》中揭秘家族隐痛的背后，是对那些镇压性法律条款和处决的批判，对伊朗公共政治生活中坏事的无情揭露。

　　纳菲西把这本书看成是对沉默的打破——更是一场对父母最好的道别，一封对故土伊朗最美的情书。虽然道别里有对个人错误的袒露，情书里有对冷酷政府的控诉，但是她不认为人们可以对自我犯下的错事永远否定，“人类如此脆弱，承认自己的缺陷并不会削弱你的力量。正相反，不沉默，会显示出勇气和由己及人的美德。”

　　很多年以后，纳菲西通过持续地阅读和写作，不断尝试发现对父母的理解性。在这场回忆完成的末尾，她感念父母给予她的那份遗产——一个“移动的家”。“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鼓励我和弟弟去阅读、去接受教育、去争取独立，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获得金钱，而是出于一份对知识的信仰。当我是个孩子时，我永远不会知道有一天我会离开自己的家乡，把关于故土的一切都抛之脑后。我的父母告诉了我这样一个事实：生活随时会发生改变，你可能会失去所有的财产，包括你的房子，你的城市，你的国家，但是没有人能夺走你的记忆，你的书籍，你所得到的知识会拯救你。”纳菲西说，这个“移动的家”，让她把伊朗装在心中，可以随时带走。

　　对话

　　“我依然想念伊朗”

　　新京报：为何在1997年会做出去美国定居的决定？

　　纳菲西：我相信，在压抑的社会里，人们走还是留都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因为任何一个选择都会让你失去一部分所爱的东西。这同样是考量你未来各种可能性的一种个人决定。伊斯兰革命后，我们在伊朗呆了18年，经历了一场革命和一场战争（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并且尽可能在恐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女人，一个老师，一个作家和一个母亲，我经常发现自己毫无立足之地，在自己的国家漂泊着。我意识到，如果出国，我可以通过写作对这个国家更有帮助。我的丈夫和我在美国都上过学，我们了解那里的语言和文化，他的姐姐一家都住在那儿，所以我们会获得很好的支持。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所以我从来不做“伊朗人该不该出国”的泛泛结论。

　　新京报：你到美国后，所经历的最大文化冲击是什么？

　　纳菲西：我在美国主要呆在大学里，不会有太多的文化冲击，但是对于我的挑战是，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能再回我的祖国。同时我对于美国人民对伊朗文化和历史了解的孤陋寡闻也非常失望。我总要非常挫败地一遍遍向这些人解释，什么是伊朗，而这经常要挑战他们的固有习见。

　　新京报：父母都去世后，你现在还和伊朗国内的亲人有联系吗？据你的了解，现在伊朗国内妇女的生存状况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现在伊朗国内接受西方文化还是很困难吗？

　　纳菲西：我的叔叔、堂兄弟姐妹和好朋友都在伊朗。自我离开后，因为人们持续抵抗，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女性的状况：女人们在公共场所开始争取更多的自由，头巾的颜色多了，黑袍的长度短了，她们还化妆，并和不是父兄的男人走在一起。但法律一如往昔，逮捕和公开处决持续未减。最近出台了一项官方政府文件，宣布未成年女性嫁给年老男子的婚姻具有合法性。伊朗的姑娘们对此没有发言权，她们的父亲说了算。所以我想，改变的路还有很长。

　　我很高兴我的家庭在美国比在伊朗生活要自由得多。我很欣慰能在这里写我想写，说我想说。但是我依然想念伊朗，我记挂那里发生的一切。

　　新京报：你的《想象共和国：三本书里读美国》即将有中文版推出，可以谈谈这本书吗？

　　纳菲西：这本书就像是《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后续篇，探讨了在一个专制政权下，想象力如何发挥作用——在“想象共和国”里，为何没有民主教育，民主社会就没有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