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亚·多恩：寻找德意志之魂

　　德国成为了希望的代名词。面对汹涌而来的叙利亚难民潮，当欧盟其他国家选择紧闭大门，甚至追捕、驱赶这些难民时，德国却敞开大门。在过去的8个月里，有超过41万难民在这个国家找到了庇护所。当满载着难民的火车抵达慕尼黑车站时，数千名德国市民挥舞着手中的玩具和糖果欢迎他们的到来。这温馨一幕，被称为“夏日的童话”。

　　德国人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一个简明的答案是：德意志的民族灵魂。在德国作家特亚·多恩看来，写一本书来“求解”“德意志之魂”的想法是如此不可思议，因为一个民族的精髓总是被视为抽象和深奥的，因此当她付诸行动时，自然想起了自己的朋友里夏德·瓦格纳——这位50后作家，“作为天主教徒和受迫害的德裔少数民族”，在罗马尼亚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前35年——多恩成长于半新教家庭，正是这种差异，为日后的合作提供了丰富性。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对何为德意志灵魂兴趣浓厚。

　　多恩和瓦格纳一拍即合，两人想出一个办法，用“关键词”的写作来呈现德国文化。这些概念包括“简便晚餐”、“深渊”、“战争与和平”、“内心撕裂”等。他们“觉得这些词能让德意志之魂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德国最有意思的是18世纪，歌德那个时代。作为个体来说，歌德很好地把所有不同的元素都融入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有一个时光机器的话，我很愿意倒退二百年，活在歌德的时代。那时，文学、音乐、绘画等都极为兴盛。如果有一个不同元素完全没有融合好的时代，就是纳粹“第三帝国”时期。

　　寻找集体记忆

　　从自身出发激活德国民族记忆

　　特亚·多恩的父母分别生于1933年、1932年，正是希特勒“崛起”的时候。他们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德国”、“德意志”这些大词，人们高喊口号，群情激奋——从某种角度来说，大词正是一种集体“迷幻剂”。经历过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到1945年“二战”结束，父母十分高兴，并非因为战争画上了休止符，而在于终于能摆脱“德国”这个概念。

　　因此，德国人从此有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羞耻感”。“无论是对于其他国家，还是对本国国民，德国都罪恶深重，所以，人们觉得这样一个国家，暂时没有资格谈论政治或参与其中。”多恩说。

　　自然而然，时代环境影响了多恩，她对德意志这个概念几无了解。在课堂上，老师们尽管会谈论“二战”历史，对德国历史却语焉不详，甚至德国的文化、艺术都被淡忘了。集体记忆被主动遮蔽、无视，在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里，这被认为是历史对德国的“惩罚”。在新书前言中，两位作者也写道：“纳粹主义的罪行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耻辱和痛苦，还不如说是一种证明，即所有跟德国沾边的东西都该连根拔掉。”

　　如今，多恩已过不惑之年。她认为，刻意遮蔽记忆，这不仅是一种“很笨的办法”，长此以往，这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德国的大作家、大哲学家会被德国人自己遗忘。即便如此，她试图从自身出发来激活民族记忆，却是五年前才有的想法。

　　2010年，多恩作为访问学者到访美国，两个月后发现“有点想家”，想吃德国的黑麦面包，尤其想念德语——她喜爱诗人艾兴多尔夫，曾半夜去图书馆借他的诗集，在住所朗读，让自己置身德语的怀抱。今年8月，多恩受歌德学院邀请，来到中国，她多次用母语朗读，声音饱含感情，随时都能沉浸进去。在美国时，朋友们认为多恩“很德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负面评价，但此时，是赞美她身上有德国人的特性。从那时开始，她开始思考，德国的历史文化究竟如何塑造了她。

　　在特亚·多恩看来，“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值得深入挖掘。“我从哪里来？我的根是什么？我的灵魂是什么？这一切都被磨灭了之后，自己觉得很空虚。”写作《德意志之魂》，正是出于这一内在精神动力。

　　一如学者杨-维尔纳·米勒所发现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都曾是德国集体记忆的高潮期，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人就已经开始对纳粹和极权国家展开批判性思考。“正如我在《两个德国》中所讨论的，德国知识分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民主公民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他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访谈时，米勒提出：“诚实地对待历史，在德国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德国政治文化官方立场的一部分。由于民间和官方能够一致诚实对待历史，时间越久，集体记忆也就越得到加强。”

　　今年大量接纳难民，正是德国人从历史记忆中激发同理心，重塑人道主义大国的努力。当民族灵魂的“接力棒”来到了多恩、瓦格纳手中，他们要做的，不再是直接面对历史，而是寻找、呈现德意志之魂。

　　面对“深渊德国”

　　从疯狂执迷到理性渴望

　　多恩努力寻找德意志之魂，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者”——世界杯时，人们为德国队欢呼，挥舞国旗，这是社会和国家层面的爱国行为，她会主动保持距离，她强调自己热爱的是德国文化。相比于前一种的喧嚣聒噪，这一种爱无声而深刻，“就像听巴赫、莫扎特的音乐，读歌德等人的作品一样。”

　　作为“属于这个民族的人”，多恩、瓦格纳渴望“探察自己民族的文化”，而要理解德国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审视他们的“深渊文化”：这不仅与德国在“一战”、“二战”中的角色、行动有某种关联，还可以直接通向“德意志之魂”。

　　在作家的观察、思考中，不乏洞见。“一战”时，托马斯·曼写道：“德意志是深渊，让我们牢牢抓住它。”“二战”后，弗里德里希·西堡在《对毁灭的渴望》一文中表示：“深渊既可吓退人，亦可引诱人。深渊可以意味着自身本质的深邃或是毁灭。德国人始终愿意道出或散布令人类毛骨悚然的观念，听者有的为其伟大而狂喜，有的因其糟糕而错愕。”

　　德国人对高尚、深邃的文化有着超乎寻常的执迷，连希特勒都“由衷想要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众多的历史细节中，《玫瑰骑士》一例颇为典型。1945年初，德国空防部队越来越难以确定盟军轰炸部队的行程与目标，战斗机飞行员只能利用地面上的一些偶然线索来猜测敌军到底飞向何方。当纳粹地面侦察站突然转播了理查德·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的一段华尔兹舞曲时，飞机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战士——两位人员有博士学位——认为他们明白了目的地所在：维也纳。于是，调头飞往这座为《玫瑰骑士》提供背景的城市，然而，当他们飞行得越远，他们就越怀疑维也纳是否真的是盟军攻击的目标。此后，机枪手想起来，德累斯顿才是真正的目的地，因为《玫瑰骑士》在这里进行了首次公演。因而，他们飞回德累斯顿，去阻止他们根本不可能阻止的事情。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和空中的《玫瑰骑士》打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形象，在我看来，这种形象似乎表明，战争与文化、教育与毁灭、政治与诗歌、精神与暴力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构建德国精神的一部分。”学者沃尔夫·勒佩尼斯写道。

　　面对“深渊”，有的人拥抱虚无，走向黑暗，有的“脚踏实地”，更多的人处于内心矛盾甚而撕裂的状态。在新书中，多恩认为，哲学家海德格尔逃入黑森林中的一个孤独小木屋，自己砍柴，到井边取水——以“脚踏实地的生存状态”，抵抗住了深渊的“最终吸力”，而不像尼采、荷尔德林那样难逃疯癫命运。从更大的范围来说，“二战”后，德国经济、政治上的努力与成功，重建了“国家形象”，但对深渊的狂热仍成为“历史悠久的心性”绵延不绝。

　　在8月26日朗读会的尾声，回答新京报记者提问时，多恩强调，纳粹时期造成的黑暗与恐怖是德国人“想完全抛弃、摆脱掉的”。“我们想成为理性的西方人。”她停顿了一下，紧接着说：“另外还有一个黑暗的、幽深的东西，那就是德国在文化艺术当中通过音乐、诗歌和绘画所呈现的对幽深的渴望，甚至对迷失的一种渴望，作为作家和艺术家，我还是对后一种黑暗和幽深心怀向往。”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