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何以伟大(1)

　　《自由的文化：古希腊与欧洲的起源》被视为德国古代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耶最具雄心的作品之一，因为探索的笔触涵盖整个古希腊文化，其讨论了从艺术到哲学，从政治到战争等一系列问题。有人说，《自由的文化》是作者毕生研究古希腊文化的灌顶之作，叙述并解释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我认为，其实它是对古希腊文化的一次巡礼；说它是文化的朝圣，亦非夸大其词。

　　这部作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起源问题，而第二部分是城邦世界的崛起。“起源问题”触及古希腊与欧洲历史的关系，试图回答一个学界争论不已的问题：古代是欧洲的史前史还是欧洲的早期历史。作者的回答是：欧洲历史始于古希腊。第二部分叙述了古希腊文化的形成、发展及繁荣。然而，必须注意，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起源问题’原本是独立的一卷”，它对古代与欧洲历史关系的探讨并不深入，而是简单直接地给出结论。“城邦世界的崛起”才是该书的主体；即便是在探讨古代与欧洲历史关系的“起源问题”中，大部分内容也关乎古希腊人的自由天性。

　　用“对自由的热爱”区分希腊人、野蛮人

　　《自由的文化》的主旨在于阐明希腊文化的生成，作者恰如其分地把古希腊文化定义为一种自由文化，因为这种文化负载着希腊人的宏大理想而定向于个体自由的全面发展。在那种文化里，“每个个体都被期望成为一个整体的人”，一个全能的多面手；这个人被定义为人的典范而最具人性。因此，如果说希腊文化是对真正的人的找寻，则实不为过。

　　这样，我们从古希腊人这里有力地见证了“文化塑造人”这一最基本的认信。如果说希腊人创造的文化使他们具备了某种特质，那是因为，就如《自由的文化》的作者表明的，“他们创造的东西同时也在塑造着他们，创造者同时也是受造者”。但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希腊人的文化秉承了自由品质？难道希腊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由品性而与众不同？必须看到，在古代文化中，唯有古希腊文化不以政治权力为中心，而以人的独立、自由和自我管理为目标。倘使我们承认文化与人的互动性，那么就必须承认古希腊人是一个天性自由的民族。公元前472年，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在雅典成功上演。这部戏剧致力于回答一个其时弥漫在世人心中的普遍疑问，“弱小的希腊城邦如何击败庞大的波斯帝国，是战略、勇气、技巧、机遇，还是神祇的护佑”？悲剧诗人通过戏剧情节的方式把希波战争还原在舞台上，并借由戏剧人物的对话清晰地予以了回答。戏剧中，波斯国王薛西斯的母亲阿托萨（Atossa）从噩梦中惊醒，向歌队诉说萦绕梦里的不祥故事。阿托萨梦见两位美丽无瑕的女性，一位穿着波斯长袍，另一位身着希腊短服。显然，前者是野蛮人，后者是希腊人。不知何故，她们发生了争吵，国王薛西斯出面干涉，把绳索套在二人的脖子上，一个女子顺从了绳索的牵引，而另一个则竭力反抗，并把薛西斯座驾的轭折成两段，无地自容的薛西斯撕碎了身上的长袍。

　　当阿托萨问及谁是希腊人的统治者时，却被告知“他们不做臣民”。不做臣民“意味着希腊人没有统治者，不受任何人统治。”既然如此，希腊人怎能抵御入侵之敌？长老们告诉王后，“雅典人尚且摧毁了大流士的精兵良将”。在退场戏中，但见薛西斯衣衫褴褛，孤身一人回到波斯。阿托萨认为，希腊舰队击败波斯海军是神的护佑，薛西斯不应对此负责。可是，埃斯库罗斯在悲剧中严正地指出，薛西斯傲慢狂妄，因为他试图将希腊人和野蛮人这两个本应独立的民族合二为一。亚洲和欧洲乃神定的自然秩序，任何突破其界限的努力都是对神的亵渎。

　　波斯人对希腊的统治企图为何遭到了阻挠？埃斯库罗斯列举了一长串波斯人和希腊人的不同特征，并试图以此解释战争结果。但一如迈耶所说，“最根本和关键的是，就像阿托萨梦中的两位女性一样，雅典人不肯向任何人屈服，他们不想让自由生活发生改变”。埃斯库罗斯在戏剧中回忆了萨拉米海战中希腊人曾经呐喊过的战斗口号：“前进呀，希腊的男儿！你们要为自己而战。”“为自己而战”乃希腊人的信念，也是埃斯库罗斯对波斯战争的原因给出的结论性言辞。

　　无独有偶，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以后，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七卷中也表达了完全相同的观点。我们被告知，在讨伐希腊之前，国王薛西斯对波斯水师进行了一次检阅，大呼过瘾，于是问流亡的斯巴达国王戴玛拉托斯，“希腊人是否有力量抵抗他”？戴玛拉托斯解释道，希腊人的贫穷是天然的结果，但凭借法律和智慧则习得了勇敢的美德，据此他们不会屈从任何奴役。在希罗多德看来，追求自由的秉性是希腊人胜利的不二法门。他在《历史》中宣称“对自由的热爱”是希腊人与野蛮人的区分标志。

　　巴比伦人自视“世界中心”，古希腊人不然

　　我们无须列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希腊人的自由品性。在“欧洲大陆的构成”一章中，克里斯蒂安·迈耶简要地描述了欧亚两洲的概念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出现及形成，指出“如果不是希腊人，欧亚大陆不会成为两个分离的大洲”。地球在概念上被划分为几大洲以及各自概念蕴涵的意义均出自古希腊人的知识贡献。

　　公元前6世纪末期，希腊世界的知识氛围令人难忘地展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经由观察绘制出第一张世界地图，而他的学生赫卡泰乌斯则完善了它。从那里，我们看见了欧洲和亚洲。可以肯定，正是希腊人首先认识到了欧亚两洲的区别，并以此为基础把世界一分为二。欧洲和亚洲不仅被想象为同等大小，而且南半球被视为北半球的镜像，因而地球东西南北对称。所以，地球是完整的圆。柏拉图在《斐多》中形象地把地球比作池塘，人类像青蛙或蚂蚁一样环绕在它的周围；而在《蒂迈欧篇》里，柏拉图强调说，宇宙乃一个包罗万象的圆形，从中心到宇宙的任一边缘都在距离上相等，因此体现了相似原理，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冲突，一切事物和谐共处。据此，任何事物都没有特权。

　　希腊人对世界的认知与古埃及和巴比伦全然不同。古巴比伦人绘制了《巴比伦世界地图》。从该地图发现，巴比伦城位于地球的中心，地图最中央有个圆点，它被视为世界中心的肚脐。古巴比伦人的信念是，巴比伦城为世界的中心，世界中心的外围是环绕的“盐海”。可在希腊人看来，无论巴比伦还是希腊都不是世界中心。

　　显然，古希腊人没有按照以希腊为中心的方式思考世界，尽管有希腊人认为德尔斐是世界的肚脐。就知识传统而论，希腊人向东方学习，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彻底打破了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东方传统，以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希腊式问题，并形成希腊式的生活观念。

　　而这，或许可以解释自由文化的起源。（下转B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