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何以伟大(2)

　　（上接B12版）

　　城邦开启真正自由的文化生活

　　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都试图论证希腊人的天性自由的命题。无论是希腊人对世界的看法，还是阿托萨之梦，都指向希腊人天性中一个最根本的侧面——自由。克里斯蒂安·迈耶在第二部分“城邦世界的崛起”中叙述了希腊文化的生成。众所周知，希腊文化在民主制的古典时代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并臻于成熟。古典文化无疑是希腊文化的巅峰。迈耶希望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古典文化不应被视为一个全新的开始，它以先前的文化为基础”。在迈耶看来，“希腊特性”自迈锡尼文明以来逐渐绽露出来，而在公元前800年时就已经形成且变得非常突出——这些特征中最显著的就是“非凡的希腊人对独立的渴望”。

　　公元前800年前后是希腊人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悷点；在此一时期掀起的两次殖民浪潮把希腊的过剩人口带到新的海外地区——西西里和黑海。据此希腊人不断地寻求与东方文化的接触，此种接触开拓了他们的视野，更是激发了希腊人的雄心壮志。希腊人不但学习东方的神话和科学知识，还学习东方的管理技艺。这样，希腊人得以更加清晰、理智和自信地放眼世界。迈耶认为：“东方很可能是促使希腊人发展自由文化的要素之一”。

　　与此同时，希腊人在此一时期的海外殖民运动强化了自公元前1200年以降开启的“塞诺西辛”（Synoecism，城市化）的效果，在希腊大地上遍地开花的城市化过程在那个世纪里尘埃落定。城邦遍布希腊大地，只有这时我们才说，希腊世界是一个城邦世界。城邦是用“塞诺西辛”对原始的政治实体进行高级化改造最重要的成果，作为高级的政治事务，它全面地开启了古希腊人真正自由的文化创造活动与政治生涯，正是在城邦的世界里希腊人完成了文化的创造。城邦引领着希腊精神走向自荷马以来的最高文化成就，无处不在地表达着希腊文化，负载并传播着希腊式理想。《自由的文化》把第二部分定名为“城邦世界的崛起”再恰当不过地诠释了这一点。

　　甚至展开悲剧、喜剧竞赛

　　古希腊的宗教生活是希腊人自由个性的闪现，而宗教节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竞技大舞台。不清楚“竞技或竞赛”（agon）产生于何种时刻，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与宗教节日密切联系在一起。

　　“竞技”催生了古希腊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甚至后来的政治生活也竭力模仿它。我们无须多言奥林匹克赛事，诗歌朗诵竞赛、喜剧和悲剧竞赛、画家和雕刻家的比赛等应有尽有，甚至修辞学家之间也有竞赛。阿提卡的一份铭文向我们揭示了陶工之间的竞赛，一位不知名者发誓，他曾经被授予阿提卡第一陶工的称号。然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悲剧和喜剧竞赛。古希腊戏剧的成就斐然，但这并非事出偶然，戏剧天才的成功也需要原动力。这一动力就是竞赛。通过竞赛，人们表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

　　古希腊人内心深处潜藏着一股竞争的冲动。每年早春时节，当地中海变得适航，异邦旅客得以往来的时候，狄奥尼索斯城市酒神节便开始了。雅典的城市酒神节数天持续进行。第一天是仪式游行，从第二天起是戏剧演出和竞赛。首先是喜剧竞赛，其中5部新创喜剧上演。从第三天起是悲剧竞赛。人们自由地奉献任何题材的作品，但所有拟参赛的剧本都必须呈送执政官而由其审核，并由他提名；执政官组建一个10人评审委员会，该委员会从一长串提名名单中于开演的第一天早晨在剧场内经由抽签决定参赛作品。赛选过程极其严格，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希望，也许注定是徒劳的希望，它像大浪淘沙一样无情地让一些人终身默默无闻，而另一些人熠熠生辉。当最后一部悲剧上演完毕，各评审分别在一块牌上写下自己选定的前三名作品，然后将其投入一个瓮中，由执政官任意抽出五块。其总和就为最后评定结果。最初，一只山羊乃一等悲剧奖的奖品，而一等喜剧奖的奖品则是一罐酒和一篮无花果。直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城邦提供的奖金取而代之。然而，真正可贵的是获胜者的成就感以及伴随尊重而来的荣光。

　　完全有理由认为，古典时期的雅典戏剧是民主制下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雅典人自我检审的一种样式，而狄奥尼索斯剧场不仅是观众娱乐之地，更是思想交汇的舞台，它们汇成浩瀚的政治思想之流，并孕育着柏拉图哲学。自由的民主制和竞争提供了艺术和思想得以繁荣的氛围。

　　古希腊“公民政治”惠及今日

　　说起古希腊人的特性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自由文化，我们不得不提及他们的政治生活。所以，《自由的文化》花了相当的篇幅讨论希腊人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亚里士多德坦承，自由人不应为他人活着。古希腊政治体制经历王政、僭政和民主制。城邦是希腊式国家，它作为公民共同体，是一群平等者一致行动的国家，有别于王制与僭政。所以，城邦与一人统治不协调，它是公民群体的国家。正因如此，我们才把城邦这一政治形式称为“公民政治”。而“公民政治”中，民主政治（德谟）是典型的自我管理的政治样式，因为唯有在这里，“公民政治”得到了充分发展，而希腊历史才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是这一转折的继承者和受惠者。

　　德谟是希腊的奇迹，它在本质上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作为自由公民自我管理的有效形式和新的公民理想，展示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韦尔南说，民主制城邦政治生活的基本特色就是定期地、平等地轮流执政。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要求所有公民不仅应是主权者，而且也应在事实上进行统治，即平等地参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政治学》一语道破其实质，“既实施统治，也被统治。”既实施统治，也被统治“是对”自由联合“的最好诠释。在雅典，这体现为公民大会和陪审制，公民们通过它们不仅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支配着城邦的命运。对城邦事务的参与决定了公民的价值并表明他们对城邦的意义，这样对个人来说，要提升自身价值，就必须体现高度的参与性，作为一位平等者与他人一道讨论和做决断。于是，在那时，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是成为“政治的动物”。

　　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以各种方式追求自由和发展自己。诗歌、文学、宗教、艺术、政治思想和哲思，还包括政治生活与自由的生活方式，都是他们自由发展的工具，且构成自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便是泛希腊共同体那样的城邦之间的运作也不以政治统一为标志，而是以文化的自由发展为导向。必须明白，自由文化也是一种享乐文化，赛会和竞技无疑是奢侈的人类活动，具有耗费的非生产性质，更不用说作为家庭聚会的宴饮。恰如凡勃伦所说，这些活动的目的定向于声望和名誉，并博取他人仰视。古希腊的宴饮（或会饮）通常发生在显赫家庭里，受邀者是主人政治及文化上的朋友，因而宴饮上发生的一切乃贵族和有闲者的典型作派。宴饮具有一种完全平等的和民主式的氛围，其主要活动是说话与饮酒；参与者彼此非常熟悉，既可饮酒求欢，也可作诗和辩难。

　　古希腊文化追求个体的全面发展，恰如奥德修斯所表明的，尽管并非每个人都擅长所有的事情，但仍然应尽可能多地去尝试。古希腊人是自由的思考者和敏锐的观察者，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烦恼，没有解释世界上的宗教禁忌，没有权威强加的一切。这种心灵通过思考寻求答案，通过讨论做出决断。思考、讨论和决断是自由文化的本质特征，因为它折射出知识、责任和自我管理的人类品性，并骄傲地见证着一个伟大民族的成长。 □肖厚国

　　■ 拓展阅读

　　《心灵与自我的希腊模式》

　　该书是古典哲学家安东尼·朗在中国演讲的讲稿集。他讨论了各种心灵与自我的模式，古希腊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提炼出了诸如理性、欲求、情感、动机、实践等概念，影响至今。柏拉图提出，理性的自然能力就是将社会与我们个体管理得尽善尽美，这在当时“可谓惊人的创新”，如今也不容忽视。从这些角度来说，我们仍然没有脱离心灵的希腊模式。

　　《欧洲为什么要感谢希腊人》

　　希腊哲学教授托马斯·亚历山大·斯勒扎克深入剖析了希腊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他指出欧洲对“自由”这一概念的定义——主要有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这两方面观点——而它们都源自古希腊。在这里，古希腊与欧洲是一种“母子”关系，不过在自由的旗帜下，当然不只是欧洲要感谢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