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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遗体作家之女:

如果妈妈醒来会照顾老去的我们

2015年09月1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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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张思遥正在照顾病床上的妈妈。那时,妈妈已到癌症扩散晚期,无法治疗,逐渐有了冷冻遗体的想法。受访者供图

  ■ 对话人物

  张思遥

  28岁,冷冻遗体的重庆女作家杜虹之女。今年5月30日,杜虹因胰腺癌逝世,张思遥联系到美国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英文名称Alcor),花费12万美元(约75万元人民币)为母亲做了大脑冷冻手术,以期50年或者更久之后,母亲能够“复活”。

  ■ 对话动机

  妈妈做冷冻遗体手术,这是张思遥能够想到的,留住妈妈的唯一办法。

  为了做这个手术,她卖掉了房子,又借了十多万,就是想圆妈妈一个愿望,也圆自己一个愿望——在未知的将来,或许一家人还能重聚。

  妈妈作为科幻小说《三体》出版的终审,算是个科幻迷。弥留之际,妈妈说:我不去尝试,谁去尝试?

  有人说她们被骗了,也有人说她们怕死,但张思遥觉得,没什么比“在一起”更重要。如果妈妈没能“醒来”,她和先生也可能加入冷冻遗体的队伍中。

  “但,总还有希望不是吗?妈妈,我们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不是吗?”

  妈妈,未来见。

  “我不去尝试谁去尝试”

  新京报:之前有过冷冻遗体的想法吗?

  张思遥:没有。我妈妈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儿童图书编辑,也是科幻小说《三体》的出版终审,我们全家都看过这本书,知道冷冻遗体的情节。

  其实中国的科幻文学都一直归类于儿童文学这一类,所以她一直接触了很多这类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科幻小说毕竟是文学作品,更多的是设想,跟人体科学来说是有差距的。

  后来,看到新闻说泰国一个2岁的小女孩冷冻了遗体。我们当时就聊,说没想到小说里面的东西这么快就有人去做。妈妈当时夸他们特别敢想敢做。但当时没想到要自己做。

  新京报:那是什么时候下定了决心?

  张思遥:今年四月份开始,妈妈就已经很疼了,一天打五六支吗啡都止不住,到后来打八支,再后来医生说绝对不能再打了。我妈妈疼起来的时候半开玩笑说,你们现在就把我敲晕了冻起来吧,我实在是太疼了。

  但法律不允许冷冻活着的人,我们让她还是安心治病。到了5月初,主治医生说妈妈的情况非常危险,癌症扩散后期,已经宣告没有任何办法了,化疗、放疗都不可以做,吃中药也喝不进去,最后一个多月都是靠营养液在维持。作为女儿,我没有任何办法了。冷冻遗体是我看到的唯一办法,就找到阿尔科。

  新京报:你妈妈是怎么看待这个手术的?

  张思遥:她非常愿意。当时阿尔科的医生说,我妈妈的手术是中国的第一例,她就觉得很有意义。再说妈妈也觉得自己是《三体》的终审,“我不去尝试谁去尝试?”

  作为家属,包括她本人,我们其实知道,不知道以后是以什么方式去提取大脑的信息,也许提取之后就放在计算机里,这些都是未知的。所以我们对它的认识,就是即便失败,也是一次比较有意义的医学实验。

  若你醒来,我们都老了

  新京报:手术筹备中有哪些难过的坎?

  张思遥:首先是肿瘤末期的疼。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很绝望的,中医和西医都说没有什么办法了。另外,我们刚开始准备的时候身边亲友有过劝阻。有人说担心我们被骗钱了,说这是天方夜谭。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些质疑?

  张思遥: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首先我们和这个公司有接触,我们有自己的判断。虽然这个实验的结果不一定,但是这些人是很认真地在做这个事情。虽然会面临舆论压力,我觉得无所谓,不可能因为自己要面临压力,就不帮妈妈完成这个愿望。

  新京报:在弥留之际,妈妈跟你聊了什么?

  张思遥:妈妈对自己生病这件事一直很内疚,觉得现在应该是我们安心闯事业的时候,我们却为了照顾她停止工作。我就说,美国的专家就在外面待命。也许等很久以后,如果你醒来,可能我们都老了,需要你来照顾我们。她听见我这么说,就说,那好啊。

  我说,我就当你是出了一趟差,要出很久很久,但是就算是你出差,我也会好想你。

  新京报:手术结果怎么样?

  张思遥:我没有进入手术室看手术过程,一直在外面等。头部分离是在美国进行的。当时在外面等着的时候,脑子里就很简单,害怕手术不理想。幸运的是,做完手术医生说,我妈妈的大脑保存得非常好,他们放了一个小仪器到大脑内部,检测我妈妈的大脑情况比较好。他们认为这是海外比较成功的一例。

  我知道她就在这里

  新京报:妈妈的遗体怎么处理的?

  张思遥:妈妈的遗体在美国完成了分离手术,保存在杜瓦瓶(阿尔科放置遗体的一种设施)里面的是妈妈的头部。遗体的其他部分当时捐给了阿尔科的科研部门,让他们做其他的研究。我妈妈在知道这个实验计划之前,她的愿望一直是捐给医学院做解剖,我们认为这也是相对比较尊重她意愿的做法。

  新京报:你去过存放妈妈遗体的地方吗?

  张思遥:手术一个月之后,我和我丈夫一起去了阿尔科的所在地。这个地方是美国西部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工作人员说,那个地方远离海,也不在地震带上,比较安全。

  新京报:在阿尔科你都看到了什么?

  张思遥:见到了放母亲的杜瓦瓶。现在不能打开去看里面的东西,但是大脑里面装了监控的小设备,在电脑上能看到冷冻保存的影像,大概能看到的是一个大脑。这是唯一能看到的和母亲相关的东西。

  其实我很想和她讲话。但是手术后的一个月内,我和我先生恶补了很多关于这个技术方面的知识,我知道在那个冷冻环境下,她的意识是停滞的。我不太可能有妈妈就在天上看着我的这种感觉,我会告诉自己不可能,但是我很明确地知道她就在这里。

  活着只为再见你

  新京报:做手术花的这70多万,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张思遥:这是全家的积蓄,其中很多是妈妈的。我觉得我自己有赚钱的能力,所以我不需要花妈妈那笔钱,我更希望这笔钱可以让她做她想做的事情。这笔钱是瞒着妈妈花的,她不知道我们用了这么多。

  新京报:阿尔科是怎么跟你们说这个手术的前景的?

  张思遥:我们家属现在去问复活概率具体是多大,他们都会说,科学的正确的答案是不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去回答未知的事情。这个50年的期限其实是他们最乐观的估计。我认为他们还是比较严谨的。

  新京报:你觉得以后还有多大的机会见到妈妈?

  张思遥:说实话我不知道。也许50年不行,100年、200年……科技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包括现在说,有个头部移植手术也筹备在2017年进行。妈妈对整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探索一下未知的世界呢?至少,我们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

  新京报:如果有一天,妈妈的大脑装到了别人的身体上,她已经不记得你了,你怎么办?

  张思遥:用另外的身体是肯定的。阿尔科的工作人员说,可预见大概是有几类可能:3D打印技术、纳米技术(机器人进入细胞进行修复),还有大脑信息提取。

  从我目前得到的信息,妈妈的记忆可能会丢失大部分,至少会留下一部分。当然也有最坏的可能,就是全部丢失。不过没关系,我会告诉她以前的很多事情,也会让她重新认识我。都还来得及。

  新京报:想对妈妈说些什么?

  张思遥:妈妈,我会努力活到那个时候,尽管活着对于我来说,不是多么开心的事,但是我会努力,像你一样地努力。只为活着,只为,我要等着见你。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这是我们之间的承诺。妈妈,我们未来见。

  新京报:要是见不到她了呢?想过吗?

  张思遥:想过。我和我先生其实有悲观的估计,科技发展的过程可能要几百年。可能以后,我们自己也会加入这个计划。以另一种方式,再见到妈妈。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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