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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台湾建筑学者汉宝德先生于2014年11月20日辞世,少年时从山东老家来到台湾的汉先生一生说话都带着乡音,他在世时极力推广和美学、建筑学有关的通识教育,很多读者通过他的书籍对美学产生了兴趣。《筑人间》一书是汉先生的自传,多年前已经在台湾出版,汉先生曾自谦说“这书谁要看呢?”如今,这书在他辞世后才有缘与大陆读者见面,也算是对汉先生的一种纪念吧。
他相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对美的感应力
《筑人间》一书为汉宝德先生的自传。它详略得当、有条不紊地回溯了其一生由幼及长、从求学到做事、从建筑理想到文化志业的点滴记录。从文学艺术史角度而言,汉宝德去台读书乃至负笈美国,进而返台就教、从事设计、专栏著述等,恰逢现代主义运动的余波,又赶上了后现代主义的初潮,最终更返归了中华文明的传统。
汉宝德有幸夹杂在这三种运动的转捩点中,兼收并蓄并博采众长,耳濡目染了其优势与缺陷,由此也形成了其特有的高瞻远瞩、集思广益的文化眼光和率直真切、针砭时弊的大师心态。“汉宝德是将现代主义带回台湾的第一批翘楚,彻底改变了建筑教育的体系。”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的黄元炤先生如此评价。
纵观汉宝德一生,常常会让人觉得他博闻广知、好学慎思、笔耕不辍。建筑系读书和教学期间,他也参与了办杂志,兼写专栏;正当建筑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又选择了急流勇退,并积极热忱地投入到公共文化传播事业之中。
关乎文化政策,汉宝德曾提出三层架构:基本面是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执行面是将一般人视为文化的工作做好;包装面上则加强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各地的文化节庆和各种各样的博览会、文化“祭”等之间协作共构。
这也体现了汉宝德文化观中特为重视美育之尤为基础性的艺术教育。他信奉并遵从自己“痴、呆”的践行精神,相信在人的心灵深处,有不需要学院式教育即已存在的感应能力,“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同样重要。科学只有在艺术、生活背景的衬托下,才能显出它的光辉,才能成为人类成长的支柱。我们都需要成为具有艺术素养的人,人人都有创造与审美的能力,也有欣赏的眼光。”而建筑师要做的,就是寻求百看不厌的美感,同时提供民族感情的满足。这也越发凸显出美育的重要性来,毕竟于汉宝德而言,是“自建筑的服务观念开始。一个以美为目的的专业却为美盲的大众服务,是一种浪费。”或许,正源于汉宝德这种视自己为读书人并自觉有义务普及文化进而提高民众审美力的观念,才导致其文风朴实温煦,用语真诚浅显,却又情理兼容,敏锐与洒脱毕备。
他认为建筑要为大众服务
《筑人间》包含了汉宝德总结出的人生三阶段:始而自学术研究中掌握建筑与文化之关系;继而打破建筑象牙塔,使之为大众服务;进而借此提高普通民众的审美感受力,使建筑专业者的价值观与广大民众的文化品位相契合。正如他演讲中所言,“一个民主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是自另外的观点为大众服务;是利用民众可以接受、乐于接受的方式为他们服务。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人’与作为业主的大众的‘人’。”
支撑汉宝德人生“三部曲”的核心理念,也是大乘佛法观。佛教原为一种苦修僧为主的活动,其信念大致是“灰身、灭智,归于空寂之涅荣”,应对自我欲念的诸种挑战。到了中国后,原始佛教中那点济世救人的想法逐渐被扩大而为“自利利他”的宗教了,这就是大乘佛法。
大乘佛教之核心乃行菩萨道。其宗旨为放弃对枝末问题的诠释分析,并直奔佛陀本怀。在坚持佛教根本原则(三法印)的基础上,发挥自觉觉他、自利利他、兼济众生的应有作用,使佛法再度成为人间的实用的生活的信仰系统。正是这种以利他为先导与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精神,使大乘佛教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终于取代部派佛教而成为印度佛教的主流。大乘信仰中,菩萨是一个超凡的圣者,他不愿使自己上达涅系的境界,而要济世救人,不完成这一项工作,是不应离世人而去的。这种信仰很容易俗化,并渗入大众性文化中而为万民所接受。这种现世主义与大众主义的精神是大乘信仰必然发展的结果。
汉宝德认为今天中国的建筑家也要抱着大乘的精神才好。的确,你读《筑人间》这部自传既穿插着上述“三部曲”,又将这“三部曲”结构成了文本表层,而深层则嵌入汉宝德的大乘文化理念。也因此,汉宝德的讲述既带有纪实性,又注重思想性,更具备雅俗共赏的普适教育性。
他说艺术面前一律平等
所谓大乘建筑,本然为我们中国人所需要的、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也是合乎时代潮流、合乎未来趋势的新建筑观的基石。这一点,于汉宝德诸多著作中,已潜藏攀附,端倪毕现,终究这是他通过个人勤奋学习研究,加上善于观摩体会,兼及留学乃至漫游世界所融会贯通而形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
无参照比较也难成一己之见,独家之论,汉宝德之所以形成大乘建筑观,源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互为参照的基础上。“西方的传统是越在艺术上造诣高的人越远离群众……西洋艺术家至最高点的模式是创造一个惊世骇俗的个人式样,为社会大众所注目,甚至谩骂。然后利用艺术评论家的笔,为自己的个人式样寻找理论根据,先在艺术界内立足,成为‘大师’”。而中国建筑从来就不是一种艺术,即便中国绘画与文学看似都出于文人之手,却也是十分生活化的。中国艺术从来不自外于社会,也从来不欺骗社会。雅俗共赏成为大众与艺术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自明代以降,艺术完全属于大众,不论画家、和尚还是道士,其所画所题,概为民众所能了解,人民所赏析。从皇子至庶人,艺术面前一律平等,艺术并不以某一阶级为对象。其描述的内容也为大众所深知。
这也是大乘与小乘之别,即西方艺术精神与大乘建筑精神之前者,为自我完成的小乘精神,有些近似以自毁来达到完成的目的,表面策略是哗众取宠,而内在意图则以惊世骇俗之法而臻至沽名钓誉之意;反观秉持大乘精神的艺术家,除了表现其个人风格之外,其作品必须使社会大众自心底的喜欢。要排除曲高和寡的错误观念,不以清高、乖张欺世,更不以学识的象牙塔自保。
自然而然,汉宝德心目中所敬仰的大乘建筑家,也成了爱人群、爱生命的人,绝非以人群为抗争对象和孤芳自赏的人。在一个市民文化逐渐兴起并逐渐居于主流的新时代,其英雄自然是那些为众人的价值而寻求诠释的创造者。“今天的人文主义建筑家所服务的对象是多数的群众,而不是少数的英雄。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组成分 子的大众,是不轻易向自以为是的英雄顶礼膜拜的,易言之,今天的建筑家要能使这些受过教育、家有恒产,但对艺术没有深入了解的大众受到感动才真成功。要做到这一点而不流于凡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大声疾呼一回事,宣传普及则又是另一回事,何况文化政治参与其中。自觉认同“读书人”的汉宝德一方面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另一方面却也忧心忡忡,毕竟他深知,而今时代的商业文化或市民文化,难免产生“向钱看”的趋利心态,特别于受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极深的中国人而言,常不知觉地将商业文化的功利性与低俗流行一面奉为圭臬,最终不仅没建立起是自洽自足的市民文化伦理观,反倒又回到了三千年积淀的染缸中去。或许,这既是汉宝德先生的惴惴焦虑,也是我们反思时所应克服的怵惕目标。
□书评人 肖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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