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吐露秘密，让我们侧耳倾听

　　索尔·贝娄说过：“文学始于秘密。”

　　一位作家的秘密，在我看来通常包含两种：一种是由他的成长、情感、交游等等构成的人生经历，包括那些激发他写作的决定性事件和许多灵光闪现的隐秘时刻；另一种是他写作中隐藏的技艺和思想，虽然读者会在阅读时自行辨别，但实际上常常和作者所想相去甚远。关于前者，大部分现代作家希望能够让自己的作品和生平区分开，尤其反对读者从小说中去辨认作者形象，哪怕许多作家最开始写的常常是包含自传因素的小说。不管怎样，很多作家并不愿过多谈论自己的过去，特别是那些可以称为“秘密”的事件。关于后者，技艺和思想是写作的独创性保证，有的作家将其视为自己的核心机密，有的不愿意谈论这些，仅仅是因为这会让人显得自大——比之和盘托出，他更愿意让作品本身去说话，让读者自己去发现。

　　因此，当我们有幸听到作家自己谈论他的秘密时——他总会在某些时刻吐露心声——那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索尔·贝娄，197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三次获美国全国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作品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在国内也有很多忠实读者。他的小说总体来说呈现的是现代派面貌，充满思辨色彩，涵盖了庞杂的现实，并且，他的句式是一种和海明威式简洁对立的繁复句式，这都让读者理解起来不那么容易。这本访谈录的翻译出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更真实的索尔·贝娄。

　　洞察世事、谈论创作、评点作家，对于一个立场鲜明又过于耿直的人来说，这样吐露“秘密”似乎并不是“稳妥”的选择，但正如访谈标题所说：《在我离去之前，结清我的账目》，接受访谈时贝娄已84岁了，他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第一种秘密

　　文化和身份的冲突赋予了他不同视角

　　索尔·贝娄的父母是在彼得堡经商的犹太人，在俄国生活富足安逸。移居加拿大后一切重新开始，后来又举家迁往美国的芝加哥。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彼此说俄语，和贝娄说意第绪语，而贝娄同时也要说英语、法语，并学习希伯来语，他就是在多种语言的交汇中开始领悟世界的。由于忙于生计，父母对孩子无暇顾及，他自己找到的解决办法，用他的话说，“碰巧是阅读”，除了大量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他还读了很多俄罗斯小说，因为他觉得那里是“故乡”。

　　欧洲传统，犹太人身份，美国的开放精神，这就注定了索尔·贝娄一出生就处在一个剧烈的冲突和矛盾之中，既有现实生活的，也有思想、信仰上的。他在访谈录中透露，8岁时曾因病住院，周围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人，除了《新约》没有任何读物，于是他感到自己“爱上了基督”。考虑到他身边的孩子不断病死，自己也病得很重，福音书带来安慰是可以理解的。可对一个犹太家庭来说，这可有点离经叛道。这是他第一个大秘密，他从来没敢告诉家里人，因为那会吓坏他的母亲。直到晚年，他仍对此无法忘怀。

　　高中之后贝娄是个让家里担心的“问题青年”，他着迷于当时的流行思想，有一阵成了威廉·莱希的信徒，“在沙发上进行裸体治疗，为了成为我的动物自我。”但问题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因为他的叛逆，更多体现在追求思想的层面，这种荒唐、盲目的探索，让他收获了宝贵的经历，并逐步形成健全成熟的自我，“目睹生活是如何形成的，是件令人着迷的事”，以至于后来存在主义这样的新潮思想，再也不能轻易影响他了。

　　为了读大学，他到父亲的煤场赚学费，他和经商格格不入，上大学后就彻底和家里生意断绝了关系。也正是在大学期间，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要成为职业作家，并用一生的实践不断坚定这一信念。他自己说过：文学始于秘密。的确是这样的，在他的成长中，身份的疏离和精神的孤独，以及对其寻根问底的过程（这种向内的探寻包含着对更广阔世界的渴望），是他投身写作一个显而易见的根源。也正是因为从这种动荡冲突中走出来，锻炼了他清醒的头脑，让他对时代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判断。20世纪，许多大艺术家、作家都是犹太人，并不是一种巧合，身份赋予了他们不同的视角：他们会不由自主地从外部观察自己生活的环境，也会从内部探究生存的根本问题。动荡的生活和多舛的命运赋予了他们表达的渴望和勇敢面对真相的气质。体现在索尔·贝娄身上，正是通过一个“外来人”的体验，美国巨大的包容和基本价值观中偏重理想主义的部分才让他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让他能够从美国社会“野蛮的实用主义”之平庸中挖掘出自己的故事，并保持“适度的乐观主义”。

　　第二种秘密

　　他的工作就是做他自己

　　由于文化上先天的联系，他很自然把欧洲的传统植入了美国文学。有评论家认为，他是这一代美国作家中，唯一吸收传承了整个欧洲经典遗产的人。但他也是非常美国化的，他发明的新的“美国句式”，他关注的美国知识分子和美国生活，都表明每个作家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才能达到深刻。索尔·贝娄认为，关于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从睁开眼睛开始看到这个世界，到每时每刻不同的经历，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对个体的注目，对独特性的探求一直贯穿在他的写作中。他说，他的工作，就是做他自己。

　　在对世界进行观察和感受时，他觉得自己终生保持了孩子似的直觉，也一直无法摆脱从儿时起就有的对死亡的恐惧。前者是他观察世界的方式，后者是他对世界的深沉之爱。他非常看重真实，认为如果不是表现真实，那么所写的东西就不值得任何人关注。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找到了自己表现真实的方式。在他深入喧嚣的时代深入探讨人性时，他不再试图给出终极答案，他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不再努力使一种立场尽善尽美，而是正在容忍你不知何故就是无法摆脱的秘密偏好或秘密的解决之道。

　　在访谈中贝娄还有很多关于写作的经验之谈。比如，他谈到了严肃写作中的游戏体验，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和作者的观点是两码事，把写作当做一个具有自身规则的工程，等等。对自己的作品《赫索格》《洪堡的礼物》等也都有问必答，可以说坦率到了可爱的程度。关于《赫索格》写了十到十五稿的问题，他说，那只是为了不让它毁于严肃。

　　他得意地宣称，自己“在荒诞的人物中放置了某种价值观”。思想不应该是严肃的吗？不。索尔·贝娄清楚地道明了这一切：“存在另一种被我们所忽略的现实，真正的现实。这另一种现实总是在向我们传递着暗示，如果没有艺术，我们便接受不到这种暗示。”

　　不管受采访者马内阿（当今罗马尼亚被翻译最多的作家）友谊的激励，还是年老后看透世事，索尔·贝娄在访谈中不仅讲出了许多自己的秘密，对朋友、同道也直言不讳地加以褒贬，对许多严肃的事，甚至可能触碰美国主流社会“政治正确”的事也心直口快，不做保留，这都让这部访谈录更为真诚有趣。若说从读者角度还有什么缺憾的话，那就是访谈录的篇幅还是有些短了，让人意犹未尽。不过还是让我们以在生活中应有的态度来结尾：珍惜已经有的，而不是遗憾那些没有的。对真正的作家来说，他的一言一行，哪怕日常的聊天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精神生活的纯度，我们可以借此更清楚地审视自我。

　　毫无疑问，在当代精神生活是隐秘且被潮流所抗拒的，当贝娄的编辑问他对美国文化的衰落和他自己与它的关系持何种看法时，他回答：“当我决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时，我知道，社会将不容于我。我也知道我会获胜……那将是次小小的胜利。”这种孤独的勇敢和自信，对每个依然坚持珍贵的精神生活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激励。

　　□王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