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道路还很长，但我们开始了(2)

　　（上接B12版）

　　《妖怪山》 一本绘本的漫长“旅程”

　　一本绘本的产生，是作者的文字、画家的画面、印制、发行等等多方合力的结果，在开幕式的发言上，石川郁子还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在展览的个案展示区，可以看到一本绘本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在这个区域，主办方选择的是畅销绘本《妖怪山》，这本今年初面世的原创图画书如今印数已经达到了五万册，但其背后可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

　　在《妖怪山》展区，背板上罗列出的一本绘本的产生经过，竟然有多达十余项的流程，从故事脚本、故事分镜到编辑讨论、采风，一直要排到第七项的时候，才是正稿的出炉，这之后当然还有无数次的反复修改。文本提供者彭懿、绘者九儿，以及出版方蒲蒲兰的编辑顾问村地春子，三方意见的碰撞和统一，也是漫长的过程，九儿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和出版方碰面讨论，之后他们再把讨论的内容发给不在北京的彭懿。

　　最后传递到读者手中的，只是看上去薄薄的一本图画书，但中间各种细节的调整如果不是通过这种形式的展现，大概读者没法想到其中的繁复不易。“去掉一些挡住文字的星星”“这一页引号太多看着闹心”“‘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树’字下面的云能不能再淡点？”看着这批手写的修改意见，大概会让人有种回到家里再好好把这本图画书翻一遍的冲动吧。

　　在展览现场，还有一些呈系列的作品展示。比如向经典致敬的“名著绘本”系列和艰苦卓绝的“祈愿和平”绘本系列，前者将经典名著进行改编，以绘本形式呈现给读者；后者是中韩日三国绘本作家一起携手创作的和平主题绘本，希望让生活同一时代的孩子们跨过国界，友好相处。

　　■ 对话

　　梅子涵 急着想发财，不要做图画书

　　新京报：看过这次的展览之后，你对中国原创图画书过往十年的感触是什么？

　　梅子涵：事实上呢，中国图画书的历史不是10年，很早以前就有了图画书了，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图画书比日本历史还要长。上世纪40、50、60年代都有图画书，并且在文图关系处理上，有的已经相当成熟。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停掉了，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又开始阅读图画书。当时我和另外几个人把西方图画书介绍进来，整个国家的人都被影响了，十年前蒲蒲兰开始进入，开馆的首场图画书演讲就是我。我有一个博士，写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的图画书历史。

　　新京报：那这次我们在展览上看到的图画书，你觉得意义是什么？

　　梅子涵：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图画书呢，主要是——开始了，这个蛮重要。现在国内很成熟的，很优秀的，对我来说，我会非常热情、克制不住想去讲的原创书很少，只有十多本。比如你看国内很多图画书还只是大插图的概念，放小点就是书里的小插图，我们缺少神情，但那是最重要的。图画书是传达故事的，用画传达心情，比如有的水墨画看上去很好看，蛮中国的，但只是水墨画，但是里面人物的神情都不是很够。

　　新京报：所以神情是绘本里最重要的部分？

　　梅子涵：那是最重要的，你看中国销量第一的《猜猜我有多爱你》，还有《我的爸爸叫焦尼》里的神情，日本有个绘本《活了一百万次的猫》，那个眼泪从眼睛里飞溅出来，这个画出来，读者的眼泪才会出来。虎斑猫以前日子里的傲慢，你不能只是画猫，文字里说它傲慢，这是图里面要体现出来的，这是看你的本事的。

　　新京报：所以我们原创图画书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梅子涵：早咧，这个不急的，哪里是那么容易的。西方图画书从《彼得兔》到现在都一百多年了，《彼得兔》也不是最最理想状态的图画书，但你看已经那么完美了。你要说从最早的图画书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年了。这里面需要有个过程，合作的过程也很难。我有本《麻雀》，根据短篇小说改编，接力出版社画了三年了，马上要出了。我说不要急的，急着想发财不要做图画书。一年一本算快的，有的人一年写20本，那不可能有好东西，它有规律的。道路还很长，但总归是开始了，已经挺好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