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于思辨的欧洲人

　　隔岸观我

　　相比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普遍追求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欧洲的大学——当然，指的是正规的研究型大学，却始终弥漫着批判思维的风气。

　　由于曾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四所大学学习过，也曾在中国和欧洲的两所大学工作过，故我对不同社会体系中的大学生的不同状态很感兴趣。

　　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相比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普遍追求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欧洲的大学——当然，指的是正规的研究型大学，却始终弥漫着批判思维的风气。在日内瓦大学的图书馆和日内瓦市的公立图书馆的阅览室内放眼望去，学生和研究人员多在阅读萨义德、福柯、斯皮瓦克，这些人的著作在中国的大部分科系并不被重视。大学校园内也很少遇见在散发问卷或随机拦住行人做调查访问的学生——而我在国内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填写问卷的邀请。我所熟识的大部分欧洲学者，都对数据、调查、统计分析有一种难以言明的不信任，他们似乎更愿意相信由强大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

　　前两天，在参加系里组织的一个关于性别不平等状况的小型研讨会时，一位教授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大致的意思就是，无论所谓的科学调查如何证明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在提升，若整个社会留给我们的总体印象始终是女性受到歧视，那么所谓的“提升”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客观存在的东西当然可以被我们观察和掌握，但它究竟有没有意义、有多大意义，则取决于人自己的思辨行为。

　　其实中国文化是有深厚思辨传统的，这也是西方社会在面临因科学思维的膨胀而产生的思想危机时，总会或多或少将目光投向东方的原因。20世纪中叶，美国流行文化领域曾经塑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华人侦探形象，名叫陈查理（Charlie Chan），他是一系列侦探小说和侦探电影的主人公，有点“黄皮肤的福尔摩斯”的意思。这人有一个经典行为，使他成为美国人心目中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形象，那就是经常将“子曰”（Confucius said...）挂在嘴边。他行事缓慢、温和，却总能在最后成功解决问题。尽管陈查理代表了一种流行的刻板偏见，却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美国人心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体现在前者的非实用性和思辨性上，因而中国是一个盛产“智慧”而非“科学”的地方。

　　可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的大学正越来越向美国的模式靠拢，实用的知识早已经取代了思辨的智慧，成为高等教育机构向社会输出的主要“产品”，这很难不令人忧虑。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一直有着相当程度的亲缘性，但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会多少有些难过地发现，他们与欧洲同行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交流障碍正变得越来越大。

　　当然，在如今这样的全球格局之下，我们面前摆着的可供选择的道路或许并不多。但即便如此，欧洲大学对思辨传统的竭力维护还是给正日趋活跃于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人提了个醒。中国的发展在现阶段的确需要更多的实用主义，但对事物的终极意义的思考和探索若缺失了，整个民族即将失去的恐怕是她的灵魂。

　　□常江（旅欧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