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耶维奇：比虚构的文学更难以置信

　　非虚构视野下 阿列克谢耶维奇

　　你们要学会动脑子，免得又被造就成一批新的糊涂虫，一批小锡兵。

　　——阿列克谢耶维奇

　　“每个时代都有三件大事：怎样杀人，怎样相爱和怎样死亡。”

　　这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谈论自己的写作主题时曾说的一句话。这句话鲜明地指向了这位纪实作家的写作母题——在时代的杀戮和灾难中，人性如何坚韧地苏醒。

　　作为一名记者，她的作品多来源于实地采访，写实性极强，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以及苏联的解体，着重于不同的个人命运组成的集体记忆，属于非虚构作品。也因如此，很多人觉得她的获奖超越了个体荣耀的意义——这是一场非虚构写作的胜利。

　　“非虚构”，抵达真实的另一种方式

　　一百多年来，在文学阅读趣味上传统而保守的瑞典学院评委们，一直对纪实性作品存有偏见，“非虚构类——那是什么玩意，那不过是我们早晨喝的劣质饮料。它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事情并非一直如此，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蒙森的《罗马史》这两部大部头的历史著作分别于1950和19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1953年丘吉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也获此殊荣。每一类文学作品都有独特的形式追求，纪实作品也不例外。

　　“非虚构”写作，作为抵达真实的另一种方式，突出以现实元素为背景，淡化了文学和纪实题材的严格界限，同时也广泛吸收了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领域的方法。早在20世纪中叶，一些美国作家发表了一些非虚构作品，比如中国读者熟悉的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和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在国内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现象，开始于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首创的“行动者计划”及其开辟的“非虚构”专栏。

　　我们是否说，随着诺奖的肯定，“非虚构”作品这一门类已经抵达了更远的文学殿堂？这恐怕很难得到确切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阿列克谢耶维奇打动诺奖评委的写作秘钥，就藏在她那六本纪实作品所构成的“非虚构世界”里。

　　“如果你回望我们的整个历史就会发现那是所有人的坟墓与血腥的屠杀，是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永恒的对话……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而这也是我的书的主题。这是我的地狱，是我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的道路。”

　　记录战争中的妇女和儿童

　　她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作为曾经的苏联公民，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自己的写作从未离开苏联，战争成为她观察这个国家的切入点。在苏联，写战争题材的作品更多的是把战争里的同胞塑造成英雄，而她的文字里，体现的则是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以及军人对战争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女性，又是一名记者，这双重的直觉让她在看待苏联参与其中的二战和阿富汗战争时，有了不同的视角。

　　“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战争作品，薄薄的和厚厚的，大名鼎鼎的和默默无闻的，更有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些作品。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写男人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

　　为了突破这种视角的局限，她费时4年，走遍200多个城镇与农村，采访了数百名曾经参加和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苏联女性，战士、游击队员和后勤人员，记录下她们的谈话。然后，在1981年，用五年的时间，写完了《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些女人的命运，都曾被二战剧烈地改变，但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很少有人像她一样关注这个问题。

　　从女人走向儿童，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下《我还是想你，妈妈》，记录二战中苏联儿童的回忆。这场卫国战争，数百万苏联儿童死于其间，战争发生时他们只是2至12岁的孩子。阿列克谢耶维奇再次用口述的方式，记录孩子们眼中战争的真实再现。

　　看见女人的眼泪，倾听孩子的哭喊，阿列克谢耶维奇与许多苏联作家不同，她似乎从来就与集体、爱国、自由这些词汇刻意保持距离。即使写成《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和《我还是想你，妈妈》这样的书后，已经足够表现战争的残酷，但她依然觉得和苏联军事文学的正统距离太近，直到《锌皮娃娃兵》写成后，她才对自己的状态感到满意。

　　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到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把军队完全撤出，这场从未宣战的战争打了将近10年。《锌皮娃娃兵》写的就是这场苏联国土之外的战争，一个超级大国深陷战争泥潭无法自拔，而对内却宣称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去执行共产主义任务，到阿富汗帮他们修建道路、医院和学校……阿列克谢耶维奇犀利地看到战争真相的残酷，她陆续记录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回忆，秉承极简主义的风格，在书里没有中心人物，没有结构，标题都是类似“一位母亲的话”、“一位中士侦察兵的话”这种格式，用极简的对话展现了战争的无意义与荒诞，以至于很多当事人无法接受，甚至写信和打电话来骂她。在多年的写作过程里，她一次次地被告上法庭。《锌皮娃娃兵》曾被列为禁书。1992年，她在政治法庭接受审判,她还曾被指控为中情局工作，电话遭到窃听，不能公开露面。

　　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

　　除了审视战争中最弱势的群体——女人和儿童，阿列克谢耶维奇同样关注那些在重大灾难事件里充当“炮灰”的人。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邻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一些人当场死亡，更多人被撤离，被迫放弃一切家产。成千上万亩土地被污染，成千上万人因高辐射核燃料泄漏而感染各种疾病。四年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冒着核辐射的危险，深入切尔诺贝利，采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她曾在访谈里说：“你来到某个村庄，村里的人已经全部搬走（有些村庄连同茅屋、水井、圣像都一起被埋了起来）——只留下一尊列宁纪念碑。我还记得，有一次，黄昏时分，我们乘车开进一座村庄，那里只有阵亡烈士墓，公墓和列宁纪念碑……对于可触可见的牺牲物，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我们等待出现双头的雏鸡、无刺的刺猬。”这本书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书中的文字与我们平时所见的新闻报道截然不同，受访人吐露了最真实而沉痛的内心感受。书里写道：“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

　　正如《锌皮娃娃兵》的译者高莽所言，这本书里揭露了很多苏联政治、科技、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但阿列克谢耶维奇关心的核心，永远是人性，是人在灾难面前呈现出的本真状态——每个人在各自的口述里，透出的愤怒、恐惧、坚忍、勇气、同情和爱。

　　“如何讲述真实”，一直是非虚构写作的核心问题。阿列克谢耶维奇擅长用口述记录的方式还原真相，而不愿意去遵循既有的文字历史记录。她曾说过：“我越是深入地研究文献，就越是深信文献并不存在。没有与现实相等的纯粹的文献。”这也是促使她无数次去采访那些战争和灾难中受伤人群的动力。她所有的叙述，都来自亲历者。

　　在尝试了各种文学体裁后，她转向了如今的写作方式，她称之为“自己的文献文学”，这种她自称的写作模式。《纽约时报》曾评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里“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这位白俄罗斯女记者的非虚构世界，旁观式记录的方式由于其直观甚至偏于口语化的特点，而和艺术性很难达到平衡，但也许在诺奖评委眼中，这种非虚构作品，比虚构的文学更让人难以置信。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