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谎言之地书写真实

　　现实视野下 阿列克谢耶维奇

　　“应当隐蔽起来……我在挖战壕……我挖得可快啦……我们把战壕叫阵亡将士公墓……我要为你们大家挖条大战壕……”

　　这是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第一次面对一个瞳仁和眼睛一般大的人，这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子，脑袋剃成士兵的秃瓢，用叉子在盛着无花果的箱子里挖来挖去。从阿富汗的喀布尔战场上开始，他就一直在重复这个乱挖的动作，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挖，他在挖一道臆想的战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座虚幻的坟墓，这座坟墓将会把在阿富汗战争中所有死了的和等待死亡的人一起埋进去。

　　他已经疯了。

　　就在这个精神失常的小兵为他在战场上真实死去的战友挖掘着虚构的烈士坟墓之时，距离阿富汗战场数千公里外，乌克兰一个叫切尔诺贝利的地区的居民，正在走向他们自己的坟墓，看不见的辐射正在从发生事故的核电厂里向外扩散，为周围五百多个村镇的居民画上了死亡的标记。一个叫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的年轻的消防员妻子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正像藤蔓一样一寸寸地缠绕她的身体，“我每天都听到，死了，死了，提斯古拉死了，提特诺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脑袋上”。而她最后不得不见证她新婚燕尔的丈夫的死亡，为她丈夫成殓的人不得不剪开他的衣服，“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可以穿，全身都是……伤口。在医院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他们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好让他赤着脚埋葬”。当那些悲愤的家人试图讨回亲人尸体时，得到的只有官方千篇一律的说辞：“死者是英雄，不再属于他们家了，他们是国家的英雄，属于国家”。文/李夏恩

　　揭开谎言国度的一角

　　这两个关于坟墓的故事，分别出自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两部纪实作品《锌皮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是这两本书里上千个故事中最微不足道的两个残片，但这些故事一如盛放这些娃娃兵尸体的锌皮棺材和盛放切尔诺贝利遇难者遗体的密封锌皮棺材一样，让人感到某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因为就像书中所言，这些棺材很快就将被埋进“完成为祖国应尽的义务”，“为国牺牲无比光荣”的谎言坟墓之中。而斯维特拉娜为自己赋予的使命，则是把这些棺材从压在上面的沉重的意识形态坟墓中挖出来，把棺盖打开，让人们凝视里面的尸体。那些年轻的尸体，可能生前是皮肤粉红白皙的英俊男孩，也有可能是身材颀长的帅气小伙，他们也许喜欢写诗，会拉小提琴，有喜欢的姑娘，而现在，他们是一堆堆肉，被砍掉了四肢的肉，头骨飞开了，肠子一串串挂在石头上，胳膊和大腿装在塑料袋里。剥开了华丽的寿衣，真相就像《锌皮娃娃兵》里的一句话一样：“冷库里运来了新的死者，好像有一股不新鲜的野猪肉味……”而绝不是凝固在青铜和大理石浮雕上的那些目光坚毅、英勇向前的男男女女的表情。

　　但在谎言之地，人们所能听到的真相就是这些。当那个从真实的战场上回来的娃娃兵发疯般地挖掘坟墓时，那些神智“正常”的人却在“议论和撰写什么国际主义义务、地理政治，我们的国家利益，南部国境线。”在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文章中，人们看到的是“苏军人员正在帮助兄弟国家的人民铺修公路，正往村子运送肥料，而苏联军医们正在为阿富汗的妇女们助产接生，很多人信以为真。回国的士兵把吉他带到学校去，唱一些本来应该大声疾呼的事……”在切尔诺贝利，电视台的记者在荧屏上向全国民众展现灾区生活一切安好，他用军用辐射剂量计煞有介事地测量刚挤出的牛奶，然后告诉民众“看吧，一切都没有问题，这里距离反应炉只有十公里远”，主持人则告诫大家这场所谓的灾难只是“西方想要制造恐慌，塑造有关这次意外的谎言”。斯维特拉娜仅仅是揭开了这个谎言国度触目惊心的一角，而在它统御的广大的领土上，曾经蛊惑过成千上万人的心智，让他们自愿服从于它的统治，甚至为它赴汤蹈火，慷慨捐躯。

　　真相的艰难

　　谎言最令人可怖之处也正在于此，它不仅宣扬虚假的事实，淆乱常规的判断力，更扭曲正常的人性，使人心甘情愿加入到这场谎言的大合唱中，甚至将真相视为走调的杂音。就像斯维特拉娜所写的那样：“如果我把这些事写下来，谁能相信我？”意识形态教化下的人们应该关心的是英雄，是牺牲的伟大，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这些真理已经被长期的教育训导灌进人们的脑袋，任何胆敢不用这种眼光去看待问题的人都是大逆不道。

　　斯维特拉娜的笔下经常会记录下这种令人后背冷颤的事实，在切尔诺贝利，官方为那些“国家的英雄”们修建了博物馆，用奖章、奖状和抚恤金去封住那些失去家人的父母妻儿的哭哭啼啼的声音，“她哀嚎了好一阵子，然后留下了她丈夫的奖章跟奖状，唉，这些物品都会被陈列在博物馆中”。人们会看到这些引发人们牺牲奉献的展览物品，而那位妇女的哀嚎，却只有负责接受这些“英雄遗物”的博物馆员才会听到。而那些在阿富汗战场上失去了自己孩子的母亲，“不久以前，母亲们还扑在钉得严严实实的铁箱子上，绝望地呼天抢地；这时她们又在职工面前、在学校里，号召其他的孩子要‘完成对祖国应尽的义务’。”

　　最能展现谎言威力的，应该是斯维特拉娜接到的一个匿名电话。电话的另一边传来的愤怒的声音自称来自于她采访过的一个人物，一个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他对斯维特拉娜将这场战争的真相写出来勃然大怒：“人人都想成为纯洁无瑕的人。你们都给我滚……他妈的！你甚至不知道子弹怎么飞，你没有开枪杀过人……我什么都不怕……我才看不上你们的《新约》，你们的真理。我的真理是我用塑料纸袋装回来的……一处是头颅，一处是胳膊……还有剥下来的头皮……你们都给我滚……”这段谩骂尽管听来无理取闹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但却足以让人理解谎言的真正力量：在谎言之地，说谎已经成为了人们呼吸的空气，人们为它而生，为它而死，谎言甚至支配了人们生命的意义，而戳破谎言无异于是让他们为之奉献牺牲的一切都全部归零，成为一个笑柄，所以这些谎言的真正受害者才会起而成为捍卫谎言的坚定信徒。

　　这也是斯维特拉娜所背负的诅咒，在谎言之地上，说出真相成为了一场曲高和寡的革命。她看得太多，以至于她的文字承受着太多的重量：审判、窃听、流亡，还有噩梦，这也是她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一个人的真理是怀疑一切，那么在面对喇叭里的真理，电视里的真理和用塑料袋装回来的头颅、胳膊和剥下来的皮组织的真理时，也许学会噤声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她还是很不明智地选择说出她所看到的真相——这些令人不安、沮丧、困惑、质疑、苦痛、拒绝的真相，只有说出来，才能让人知道，在谎言之地，说出真相何其艰难。

　　但是它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