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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好像已经是死人了

2015年10月1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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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丈夫长期在德国服役,后来又去了蒙古。我非常想念祖国,我有二十年时间是在境外度过的,我对祖国的爱无法抑制。我给总参谋部打了一个报告,说:“我一辈子都在国外,再也活不下去了。我请求帮我们回家……”

  我们已经坐上了火车,可我还不相信,隔一分钟就问我丈夫一次:“我们是去苏联吗?你不骗我吧?”

  尤拉是我的大儿子。我爱他甚于其他所有家人,虽然当母亲的承认这一点是不好的。我爱他甚于丈夫,甚于小儿子。他小时候,我睡觉都摸着他的小脚丫。有的妈妈去看电影,把儿子交给别人带,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能做出这种事。他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就抱着他,带上几瓶牛奶,一起去看电影。可以说,我打算一辈子都和他在一起。

  我全是按书本上的话,按理想人物的标准在教育他。他读一年级时,背诵的不是童话故事,不是儿童诗歌,而是整页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女老师惊赞不已:“尤拉,你妈妈是干什么的?你已经读了这么多作品。”

  “我妈妈在图书馆工作。”

  他知道理想,但不知道人生。我也这样,多年生活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以为人生就是由理想组成的。

  有这么一件事。那时我们已经回到了故乡,住在契尔诺夫茨市,尤拉在军事学校读书。有一天半夜2点钟,门铃响了,是他站在门口。

  “是你呀,儿子?怎么这么晚回来了?为什么还冒着雨?看你全身都湿透了……”

  “妈妈,我回来是要告诉你:我活得太艰难了。你所教的一切,生活中都没有……你是从哪儿找来的呀?……这还只是开始,以后我该怎么生活呢?……”

  我们俩在厨房里坐了整整一夜。我能说些什么呢?不外乎还是那些:生活是美好的,人们是善良的。这都是真理。

  他静静地听我讲。天一亮,他又返校了。

  我不止一次对他说:“尤拉,放弃军校,到非军事学校去读书吧。你的位置在那儿!我能看见你现在是多么痛苦。”

  他对自己的选择并不满意,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为军人的。他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一名学者,他生活在《古希腊——何其美好的国度》这样的书里。

  十年级寒假时,他去了一趟莫斯科。我有个哥哥住在那里,是位退役中校。

  尤拉跟舅舅说:“我想报考大学的哲学系。”

  舅舅不赞成:“尤拉,你是诚实的小伙子。我们这个时代,当一名哲学家是不容易的,既要欺骗自己,又得欺骗别人。你要讲真话,就可能会尝到铁窗的滋味,也许会把你送进疯人院。”

  到了春天,尤拉决定了:“妈妈,你什么也不要问,我要当军人。”

  我在一个军事小镇见过锌皮棺材。那时老大在读七年级,老二还很小。我当时盼望着,等他们长大,战争也就结束了。难道战争会持续那么久?

  “没想到战争和上学时间一般长,也是十年。”有人在尤拉的追悼会上说。

  军校毕业晚会后,儿子当了军官。可是我不明白,尤拉为什么要到外地去。我从没想过,我生活中会有一瞬间和他不在一起。

  “能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申请去阿富汗。”

  “尤拉——”

  “妈妈,是你把我培养成了这样的人,现在你休想改造我了。你对我的教育是正确的,我在生活中遇到过那些败类,他们不是我们的人民,也不能代表我们的祖国。我去阿富汗,是为了向他们证实:人生中有崇高,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有了满冰箱的肉食,就是有了幸福。”

  申请去阿富汗的并非他一个人,许多男孩都写了申请报告。他们都是良家子弟,有的父亲是集体农庄主席,有的父亲是教员……

  我能对自己的儿子说什么呢?说祖国不需要这样做?他想向那些人证明人生中有崇高——那些人过去认为,将来也认为,他们去阿富汗只是为了捞点儿破烂衣服,捞点儿兑换券,捞几枚勋章,捞个一官半职……对他们来说,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不过是个狂热分子,而不是个理想人物,因为正常人是不会那么做的……

  “小尤拉,生活完全不像我教你的那样。一旦我知道你到了阿富汗,我就会到广场上去,到断头台上去……我会把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然后自焚。你在那边会被打死的,不是为了祖国……你会被打死的,不知道为了什么……没有伟大的理想目标,难道祖国能派自己优秀的儿子去送死?这算什么祖国啊?”

  他骗了我,说去蒙古。可我知道他一定会去阿富汗,他是我的儿子。

  和他同时,我的小儿子盖纳也参军了。我对他放心,他成长为另一种人了。他们哥儿俩总是吵个没完。

  尤拉:“盖纳,你看书看得太少了。从来不见你膝盖上放着一本书,总是在摆弄吉他……”

  盖纳:“我不想成为你那种人,我想和大家一样。”

  他们哥儿俩都走了,我搬到他们住的房间里去。除了他们的书、他们的东西和他们的来信以外,我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尤拉来信讲到蒙古,可是他把地理位置讲得混乱无比,这样我对他身在何处已不再存疑了。白天夜里想的尽是自己的经历,我仿佛把自己切成了碎块。这种痛苦,用任何一种语言、任何一种音乐也讲不清的。是我亲自把他送到那边去的,我亲自送的呀!

  几个陌生人走进家里,看到他们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们给我带来了不幸的消息。

  我退到屋里去,剩下最后一个可怕的希望:“盖纳?!”

  他们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当时下决心把一个儿子交给他们,以便拯救另一个。

  “盖纳?!”

  他们中间有个人轻声说:“不,是尤拉。”

  我讲不下去了……讲不下去了……我已经死了两年了……我没有任何病,可我已经死了。我的整个肉体都是死的……我没有在广场上自焚……我丈夫没有把自己的党证退回去,也没有把它扔到他们的脸上……我们好像已经是死人了……不过,谁也不知道,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

  ——一位母亲

  以上摘自《锌皮娃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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