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轰炸 那些被掩埋的城市记忆

　　启示录

　　“东京大空袭造成逾10万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平民。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之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这也让东京成为世界上受常规轰炸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

　　太平洋战争中，东京大空袭并没有起到决定战局的作用。这也凸显了战争的血腥残酷以及平民在战争中被忽略、牺牲和遗忘的悲剧角色。

　　我希望国人在记住自身经历的悲惨的同时，也要明白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身份，明白日本为什么会经历70年前悲惨。”

　　——东京大空袭战灾资料馆主任研究员 山本唯人

　　结束语

　　截至今天，新京报二战系列回顾报道《烙印》专题全部结束了。

　　专题历经7个月，全国多地、欧洲多国、美国、日本都留下了新京报记者的足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大约为7000万人。70年后，当我们回望这场人类历史上死伤最为惨重的战争，这静默的数字倒映出的，无疑是人间最为悲惨和恐怖的影像。

　　7000万人中，一个个曾活生生存在过的喜怒与哀乐，都随着硝烟的远去而稀释于一往无前的时间。

　　但“往者已不及，尚可以为来者之戒”。70年后，触摸人类历史的这道疤痕，愿我们的努力能够接续记忆，和平被永远珍视，那场战争中的正义、牺牲和人性不灭的光辉能够被永远铭记。

　　今日东京，有着现代都市最繁华的一面。因为土地稀少，它的每一寸土地都恨不能生出高楼来。电车和地铁勾连起城市的每个角落，商品之丰富、生活之便捷几乎宣告了物质世界所能抵达的极限。

　　不过，即将迎来85岁生日的星野弘觉得这座城市缺失了部分记忆。在东京墨田区一间被各种资料塞满的斗室之内，毕其一生，他都在为了防止东京的“失忆”而努力着。

　　燃烧弹扑向木质城市

　　东京大轰炸过去70年了。

　　1945年3月9日夜间至3月10日凌晨，美军集结334架横空出世的B-29轰炸机，对东京实施战略轰炸。

　　早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就没放弃过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计划。但B-29正式投付战场之前的几年，历次轰炸都收效甚微。

　　1944年底，在德国战场取得一系列骄人战绩后，刚刚晋升少将的柯蒂斯·李梅被调到太平洋战区，目标日本。

　　这位二战期间公认的战争天才，很快就发现了日本和德国军工大规模统一生产的不同之处，日本的军工制造先是由分散在居民区的小作坊生产零部件，再送进大工厂实施组装。对付德国白天集中精确轰炸的方法，之于日本星罗棋布的小作坊根本无法奏效。

　　更重要的是，李梅发现，日本的城市设计有明显的缺点，房屋密集且多为木质结构，消防能力差。此外，日军的夜间防空能力也十分薄弱。

　　于是，李梅把对欧洲战场的轰炸战术彻底改革：他命令“B-29”卸下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全部携带燃烧弹，B-29的载弹量因此由之前的平均3吨变为7吨以上。

　　李梅对这一冒险的作战计划十分自信，战前动员时，他告诉即将不携带武器执飞的士兵们：“我们要烧掉那些木板做的日本城市！让我们放一个日本人从未听过的大鞭炮！”

　　因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次作战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为“李梅火攻”。

　　事实证明，李梅的战略是奏效的。

　　3月10日零时15分，B-29机群的两架导航机率先撕开了东京平静的夜空，两串凝固汽油弹交叉落下，迅速燃烧的十字形状，为之后的飞机提供了投弹坐标。

　　之后，逾2000吨燃烧弹倾泻而下，木制的东京很快被火光吞噬。大火摧毁了东京63%的商业区和20%的工业区，摧毁程度远远超过了之前历次所有轰炸的总和。

　　美军3年来一直想要捣毁的22个东京兵工厂被彻底焚毁。据当时日本政府统计，在当晚的轰炸中有约10万人被烧死(另一种说法是8万人)，另有10万人被不同程度烧伤，伤亡人数超过了后来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广岛。

　　大火之后，日本政府花了25天，才将烧焦的尸体清除完毕。

　　“军人节”的平民之殇

　　小人物在历史事件中，总是尘埃般的存在。“李梅火攻”开始之前，14岁的星野弘在墨田区一家兵工厂小作坊里做工。

　　战争瓦解了每个家庭的生活，星野弘的父亲在前一年去世。两个哥哥被征召到军队，一个姐姐在乡下老家，一个弟弟因为年纪小，被疏散到外地。

　　3月10日是日本战时的“军人节”，每个家庭都有人参军，所以3月9日这天，街坊邻居们都互致问候，以祈祷在前线的亲人们平安。

　　星野弘在9日提前下工，老家的姐姐进城看望母亲，一家人有了一次并不圆满的团聚。

　　久别重逢，母亲和姐姐有说不完的话，星野弘在两位亲人的低语中慢慢睡了过去。

　　再醒来时，窗外已经被火光点亮，母亲和姐姐惊恐地喊他逃命。飞机距离地面前所未有的近，睡眼蒙眬的星野弘因为看到窗外掠过一个大约三十几米的飞机翅膀，他瞬间清醒。

　　所幸，战时的人们都是穿着衣服睡觉。星野弘很快蹿到院子里，一年多之前，村子里每户人家都挖了防空洞，星野弘跳了进去。

　　外面都是母亲和孩子哭喊着寻找彼此的声音，但是大火烧得很快，根本没有找人的时间，地表被烤得滚烫，防空洞里呆不了，星野弘只能硬着头皮扎到火海里。

　　火海里都是人。星野弘想跑，但也不知道哪里才是能活下去的方向。

　　借着风势，一团一团的火球来回横扫逃生的人们。不幸被火舌舔到的人群，往往喊都来不及喊，集体倒下，然后像大段木头一样继续自行燃烧。

　　附近有个小公园，这成为人们首选的逃生场所，星野弘被挤到人流中，双脚腾空被人群挤着往前走。

　　在走到一条岔路口时，因为一条路相对较宽，更多人选择了那边。母亲腿脚不好，星野弘选择了窄路。结果宽路一侧属于顺风口，挤在一起的人很快被烈焰包裹，转瞬成为燃料，化作更庞大的火球去侵蚀其他未烧着的地方。

　　城市停尸场

　　人群没有任何秩序，大家互相往对方的方向跑。或者躲进认为安全的屋子。但是死神在东京驻守了整夜，幸运只属于少数人。

　　逃到言问桥边时，没来得及上桥的星野弘眼睁睁看着两个方向的人流卡死在桥上，然后火球顺着人群的方向剧烈燃烧，整个桥面成了几千人的焚尸厂。

　　桥下的隅田川都是漂浮的死尸，因为高温，有些甚至掉入水中仍在燃烧着。

　　对于如何度过那一夜，星野弘后来失去了画面记忆，烟雾让他愈发难以睁开眼睛，开始还有眼泪流出来，后来只是疼痛地干涩，他无法再睁开眼睛。

　　惨叫和哭喊，灼热的风，双脚踩在人体上的异变的触感，是星野弘关于那个夜晚后来的记忆。

　　凭着记忆和声音往城外走，皮肤没有那么疼的时候，星野弘知道自己安全了。

　　15岁的赤泽寿美子在经历了同样惊心动魄的一夜之后，想到了自己学校的朋友。整个城市都像融化了一样，能够指路的建筑都烧没了，桥边、车站是死尸最集中的地方，有的烧焦的尸体被吹到路当中，不仔细看，跟燃尽的木炭没有任何区别。

　　到了学校，校舍都成了灰烬，废墟上只有一处勉强能看出钢琴形状的骨架。学校附近的小河里，河水像是蒸发干净了，挤满尸体。

　　赤泽在尸堆中找到了自己的老师，上半身还有衣服，还有人的样子，下半身就全部炭化了。

　　一旁的铁皮仓库是方圆几里内唯一没有被烧毁的所在，一早晨，大家都等着军队的人把门打开，人们希望大门另一侧有自己活着的亲人或同伴。

　　后来仓库门被打开了，赤泽远远地看到肉色的手臂，她开始以为是模特，但是被抬出的越来越多，满满一仓库，一层叠着一层，都是尸体。

　　整个东京成了巨大的停尸场，收容着各种姿势的死亡。赤泽怀疑自己所处的究竟还算不算得人间。

　　樱花树下的集体坟墓

　　接下来的三个月，所有的大人都被政府和军队组织起来清理尸体。星野弘长得瘦小，就被安排在公园里，在小墓碑上做标记。

　　不知道死者的名字，就写数目，200人埋在这个地方，200人埋在那个地方。

　　但尸体太多了，随着天气变暖，人们凭借腐烂的气味寻找尸体，地面上的清理干净了，有的房子里飘出臭味，一挖，人都腐烂了。

　　星野弘还在一个池塘里发现了一具尸体，遇到这种情况要和大人报告，由他们来清理。报告之后，对方说“小孩子你眼花了吧，那不是长着苔藓的木头”。但是捞近一看，就是已经长满苔藓的尸体。

　　东京大大小小的公园成了处理尸体的场所。在东京大空袭战灾资料馆的一份统计中，东京60余处公园掩埋了当时超过8.6万人的尸体。

　　有同伴跟星野弘讲，看着一家人围着一具尸体，觉得死的那个人好幸福，因为还有家人给他送别。而更多的人就是被堆在一起，等着淋上汽油，像堆起的木柴一样被焚化成灰。

　　为了抵御尸体腐烂，每分每秒都要抓紧，所以通常这边烧着尸体，那边就有负责伙食的人给大家煮饭，替班下来的人就端着饭碗在尸堆旁边吃，哭声慢慢就没有了，人们习惯了死亡。

　　到了四月，日本各个公园里的樱花次第开放。花期短暂，没有几日，之前堆云砌雪的樱花随风飘落，算是给了埋葬在树下的几万亡灵一个集体葬礼。

　　老年的星野弘并不喜欢逛公园，他说很多大轰炸的亲历者也并不喜欢，热衷浪漫的年轻人在樱花树下欢笑嬉闹，对于亲历过那场葬礼的人来说，总是一种刺痛。

　　被抹除的记忆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对于建立东京大轰炸纪念馆呼声持续激烈。但却没能就展览理念达成一致。

　　当民族主义分子石原慎太郎1999年当上东京都知事后，建立纪念馆的计划流产了——他反对专家和民众希望展示日本战争责任的理念。

　　之后建立纪念馆或纪念碑的计划一再被搁置到今天。东京大轰炸也成为官方相对忌讳提起的一段历史。

　　星野弘觉得不公平。广岛、长崎的死难者有纪念，冲绳战役的死难者有纪念，发动战争、鼓吹战争的人被供奉于靖国神社，而10万手无寸铁的百姓，被告知日本受神风庇佑不会遭受到轰炸的百姓，在承担了战争恶果之后，却连像样的纪念都没有。

　　东京大空袭战灾资料馆主任研究员山本唯人认为，相比广岛、长崎作为被害者的角色设定，东京大空袭是官方不愿提及的一段经历。

　　原子弹袭击是被动的，无力抵抗的。但东京大空袭，更多反映了战时日本的狼狈一面。加上战后同美国的微妙关系，以及被害者范围过于庞大，淡化甚至抹除这部分记忆自然成了官方的最佳选择，而这些都给建立纪念碑或纪念场馆设立了重重障碍。

　　山本的父亲也是大空袭的亲历者，在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总会跟自己讲起当时逃到庙里避难的经历，父亲会说起饥饿、恐惧，会说起死亡的话题。出于对家史的兴趣，山本后来做了二战史的研究工作。

　　在一些公益团体的支持下，东京大空袭战灾资料馆成立，通过收集证人证言，被害者遗物，以及相关艺术作品，一个民间的小型纪念场馆初具规模。

　　战灾资料馆内，有一张特殊的轰炸地图，这张地图除了记录美军对东京及周边数次轰炸的具体路线之外，也记录了日军在同一时间对中国重庆等地区实施的轰炸。

　　飞机炸弹之下，都是束手无策的血肉之躯。山本希望借此告知国人，在记住自身经历的悲惨的同时，也要明白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身份，明白日本为什么会经历70年前悲惨。

　　“战争，全人类的敌人”

　　少年时期也是军国小少年的星野弘在经历东京大轰炸之后彻底明白了战争的可怕，16岁开始，他就开始参与相关的运动，呼吁政府关注东京大轰炸的死伤者，给予他们相应的补偿或帮助。

　　他和工作人员——都是大轰炸的亲历者或他们的后代，用几十年的时间统计，大轰炸中的死难者的年龄、性别分布。

　　44%是小孩子。然后他们拿着数据告诉年轻的父母，如果再有战争，你的孩子可能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个。

　　借助这些工作，星野弘希望日本民众懂得，战争的恐怖及和平的珍贵。

　　他联络日本全境受到空袭的受害者或他们的遗属，成立东京空袭牺牲者遗族会，并以集体的名义对政府提起诉讼。

　　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他，“那是战争，你们就忍了吧。”

　　但星野弘说，除了对因空袭致残致伤者要求的补偿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记住东京大轰炸中，平民的悲惨遭遇。

　　因为诉讼的关系，星野弘和许多中国的和平团体成了朋友。他才开始想到，自己少年时期在兵工厂制造的子弹可能就会伤害到遥远而无辜的中国人。

　　“战争不可原谅，是全人类的敌人。”星野弘说，穷尽一生自己都希望把这个信念传达出去。

　　在民间的努力下，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东京大轰炸死难者的遗骨——200人的骨灰装在一个罐子里——陆续被迁到为1922年关东大地震死难者建立的东京都慰灵堂中，这个场馆也成为众多死难者遗属祭拜亲人的场所。

　　虽然对把天灾和人祸制造的亡灵挤在一起不满，但他也常去祭奠，二十几年中每年的3月10日，星野弘只因生病缺席过一次。

　　即将85岁的他，说话已经需要顿上很久才能想到下句，腿脚自去年开始也明显的不利索。

　　但他觉得，在自己倒下之前，为对抗这座城市的失忆而努力，是对那些烈火中丧命的人，能做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