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赵园：没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1)

　　1 开场 沙土

　　她的祖辈与父辈——赵园的家族记忆正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被时代风暴掀起的砂砾，却不仅改变了她的家族，更深刻地改变了她的命运——革命与知识分子、家族与国家、历史与政治、记忆与书写，这些关键词都成为了赵园日后著述中的主题。

　　那个在开封城外的大沙丘上，“颈上吊着花环，收不住脚狂奔而下，一头栽进沙窝里，让姊妹们笑出了眼泪”的小孩儿，当然不会想到在数十年后，她将站在中国北方最高学府的讲台上，对下面热切的青年学生讲述传统中国的人伦之变——这一变化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充满矛盾，但却又真实发生。而这一最初的变化，却充满了某种宿命的味道。

　　对年幼的赵园来说，这种宿命的味道应该是沙土味，尽管多年以后，在接受采访时，赵园认为这种“隐隐约约留存在我早年生活中的气息，事实上，很多是幻觉”，但开封尉氏县榆林赵村这座“中州腹地的那一大片沙土”，确实成为了她“血缘所系”的宿命。

　　沙土下掩埋了太多的故事：她的爷爷，是“这沙土地上的漂亮人物”，不仅亲自收编土匪，更手创起一座私塾改良学校，但这位“在这块沙土地上先开风气的爷爷，一定不曾料到，他的儿子们，竟就由这所他所创办的新式学堂，走到县城省城，又走到了‘革命’”，而他自己则死于平息地方叛乱时所部民团团丁放出的黑枪，那个年轻壮硕的躯体已化作虫沙，乡村人生则继续着大混沌。

　　但沙土下毕竟有过故事，与埋在沙下的身体一起埋着的故事“。她父亲的三叔则在1937年死于土匪的劫杀，甚至尸首无存，”我家乡沙土地上的土匪，在我的想象中，是十足世俗化的，嗅不出任何荒野气息。那漫不经心的破坏，只为那片沙土染了点血污。她的父辈尽管一个又一个地接连离开了这片沙土地，但却最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融入了这片沙土地上“灼热的生命之流”。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身躯在这片沙土下化为虫沙的“不安分的男人”的血。

　　赵园的父亲是属于五四的一代，这位满怀激情的左翼青年，为追逐鲁迅的演讲从北京东城跑步到西城，十几岁年龄即从事地下活动，在回乡担任县中校长时，他会把武汉《新华日报》作为国文教材，把手枪拍在县党部头头面前，斥责他不武装民众抗日；他的四叔则投身延安——另一片由沙土构成的世界，“不到十六岁，就已经有了坐牢的经验”。在六十年代的又一场革命风暴中，这位昔日的革命者因为“历史问题”从城市的大学教席驱赶到家乡，在他栖身的庵中服农药而死，“死得毫无诗意”。

　　从某种意义上讲，赵园的家族记忆正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民初的地方割据、五四的风暴、大革命的骤兴乍灭、革命与反革命的缠斗、中日战争与内战的烽火以及中共建政后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不在这个家族中烙下深深的印痕。尽管赵园在后来的回忆中写到，假如对她的下一代而言，那片承载了家族命运的沙土已经“根本不在他们的念中”，那“它就真的永远消失了——即使为家族计，这也未见得是不幸的吧”。

　　但这些被时代风暴掀起的砂砾，却不仅改变了她的家族，更深刻地改变了她的命运——革命与知识分子、家族与国家、历史与政治、记忆与书写，这些关键词都成为了赵园日后著述中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赵园所书写的，正是这些时代风暴中的沙土的命运。那些如尘沙之众的人们的生命，正是她用自己的生命加以体味和记述的对象。

　　2 初变 眼泪与镜像

　　她的青春时代——在投入与逃避，兴奋与疲惫之间，既惧怕喧嚣又不耐岑寂，在“群”中不胜其扰攘，独处又有被冷落的悲哀。

　　1958年，母亲被打成右派时，赵园只有十二岁，便已经饱尝原罪所带来的羞辱和自卑，她用“自虐般的苦干”来进行自赎，试图用“拼出了吃奶力气的革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只为获得些许可怜的认同。“似乎从那时起，我就常在投入与逃避，兴奋与疲惫之间，既惧怕喧嚣又不耐岑寂，在‘群’中不胜其扰攘，独处又有被冷落的悲哀——经历了那个革命年代者的一种矛盾”。

　　这种矛盾的心态一直从她的中学时代持续到在北大的大学时代，尽管偶有诸如在黑暗中朗诵高尔基，和听着夏夜月光下男生大声吟诵《水龙吟》的那种激情时刻，但那场将彻底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浩大运动，却使这种激情扭曲为一种集体狂热，让每个身陷其中的人都变成了油锅上炙烤的砂砾，决堤毁坝的革命洪流使赵园也许可以平静度过的大学生活，变成了一场夹杂着激情和紧张的闹剧。

　　“事实上，我体验了那浪漫的‘革命’对一个心性柔弱、绝无革命气概的女孩的吸引；此后更有对于这种与其说是‘革命’，毋宁说是知识者‘革命想象’的持久迷恋。这似乎与我的性情不合，但这是真的”。多年以后，在面对采访时，她仍能回忆起自己当初是如何加入到大批判的集体合唱之中的：“大家就在教室里批判游国恩编的文学史，你还没有进入呢，就开始批判。我那个时候也跟着写批判文章，只是没有发表罢了。那时批判就像个技术活，很快就能够掌握”，“真的不难”。

　　尽管投身革命的洪流中“真的不难”，但当最初的狂热烟消云散，一切归于岑寂时，接受那种“刻骨的疲惫”却变得艰难，因为这种疲惫同样也意味着对未来的绝望，“你等着有什么炸开了那充满虚伪的平静，你等来了，而我自己却在‘等来’之前先已崩溃”。时代和政治已经深深地灼伤了赵园的生命，尽管在之后的采访中，她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谈起自己那些年在一所偏远破旧的中学教书的经历，“就是带着一群学生下乡收麦，在人家腾空的教室里，地上铺上麦子，就在那里收麦”，但这种矛盾，恰恰透露出某种悲哀。她诚然在那时“从头一卷到最后一卷读完了全部的鲁迅全集”，甚至在贪看《战争与和平》时，爱上了里面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这个“冷面的、很深沉的英雄”。

　　革命最终退场时，留下的往往是一片荒漠。对已经在革命中耗尽了所有激情，心境变得冷漠的赵园来说，亦复如是，她选择报考昔日让她感受革命风暴的那所“鬼校”北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离开那所中学，因为别无他途。而她面对“衔着大烟斗的王瑶先生”提出的为何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问题时，她的回答真诚得令人悲哀：“无可选择”——在后来的采访中，她笑着把这次选择称为“一次投机”：“我的考卷上有的就是回答”不知道“——真是不知道”。

　　于是，这个连《子夜》、《骆驼祥子》都没有读过的三十岁女人，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八十年代空前开放的自由气氛，让赵园得以从过去捆绑自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政治运动冲击下的自我压抑，以及革命热情消散后的绝望冷漠，都突然之间冰消雪释，“那时的麻木，就像是暂时冷冻了，所以八十年代，就会很奇怪，很放纵，然后感情就会毫不克制地释放出来，很容易就流泪了”。

　　眼泪成为了这一时期赵园用来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也成为了赵园第一次真正变化的开始。她对现代诗人郭小川的《秋歌》的反应很具有代表性，尽管这首诗在她后来看来“看不出它有多好”，而且它所传达的秋天万物收获的基调也是如此欢快明丽，但当她从收音机里听到这首诗时，却哭得“泪流满面”——长期压抑的情感只能通过眼泪这种看似完全不相契合的方式，才能得到表达，而“这种感情冷冻、化解之间，释放得如此强烈，特别适合研究文学”。

　　赵园最初选择郁达夫作为研究对象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郁达夫的作品，更因为他“那个热情、敏感的自我”，“赤裸裸的表现”，而这一切，恰恰是因为“人们由于现实关系的松动，而获得了自由感；新陈代谢过程的加剧，也鼓励着幻想、憧憬”。

　　赵园在20世纪80年代刊行的最早两本著作《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都可以被看做是对自己遭际和身处时代的异代书写。她对五四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感”以及“冲决苦闷的努力”状写得如此丝丝入扣，像是她自己改名易姓的自叙传。郁达夫“玩味这孤独，从中尝到微甘；他感伤，狂呼，在狂叫中体验着快意，并欣赏自己这狂态”，几乎可以说是赵园从反右到“文革”期间自己“在投入与逃避，兴奋与疲惫之间，既惧怕喧嚣又不耐岑寂，在‘群’中不胜其扰攘，独处又有被冷落的悲哀”的活画像。

　　她从这些70年前的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镜像”。他们仿佛体味着与她同样的苦痛，也有着与类似的她的困惑和迷茫，茅盾小说《蚀》里青年张曼青书架上那本簇新的《Whether China？》（中国往何处去？）不仅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茅盾时代的“迷惘之来和迷惘的性质”。当赵园写到“经历了血的洗礼的青年，无论有着怎样不同的个人命运，都不能不在生活的重压下抬起头来，对着这个巨大的‘？’凝神”时，很难不让人想到在血红的‘文革’时代同样命运遭受碾压的青年，在面对后‘文革’时代时的那种彷徨无助，又亟待解脱的迷茫心灵。”

　　在《论小说十家》的序言里，赵园说：“又有一部分生命留在这书里了”，尽管她用“该高兴呢还是悲哀？”这个疑问句作为结尾，但不能不说，在这两本书中所体现出的那种与时代和个人命运如此激烈地、迫近的书写在她之后的书是再难得见了：“我渴望点燃我的生命，哪怕只是一笼微火，转瞬间留下一堆灰，一簇烟呢。收在这里的文字，也会烟一般消散净尽的吧。我总算是燃过了”。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