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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赵园:没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2)

2015年10月17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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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实际上成为了赵园童年回忆移情的对象。它是一座包含了过往经验的传统之城。

  (上接B02版)

  3 再变 “城中人”与“地之子”

  没有中年的学术生涯——“所有我们这一代搞文学的人,青春期往后延伸,实际上一直到了八十年代,钱理群都已经四十多岁了,还被称为青年评论家,头顶都秃了。而我自己,心里还是年轻的。所以钱理群说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期和老年之间缺少过渡。忽而成了老人了。所以后来我感觉到衰老的时候,常常就提到老。”

  就像赵园在采访中所说的那样,在她的学术生涯中,似乎并没有“中年”时期,这或许也是她“变易”的原因——青年与老年之间的差别之大,正如赵园的作品由激情而渐至沉稳。如果说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部作品《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都面对的是她从反右到文革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那段青年的生命体验,那么《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则更像是老年人对前尘往事的回忆。

  “市井顽童的粗俗游戏,并不感到有什么可羞,倒是对那生活怀着永远的感激。有谁能想到,童年经历竟会在几十年后助成一种沟通呢?我承认自己对胡同特有的人间气味有持久的依恋,日落时分胡同口弥散升腾的金色光雾,街灯下忽长忽短的行人身影,邻里街坊间的琐语闲话,晚炊时满街流淌的饭香——在最深最无望的孤独中,我所渴望过的,正是这和煦亲切的人的世界”。

  北京,实际上成为了赵园童年回忆移情的对象。这座城市,一如她所说的,是“由于深厚的历史原因,本身即拥有一种‘精神品质’,能施加无形然而重大的影响于居住、一度居住以至过往的人们”,换言之,它是一座包含了过往经验的传统之城,一个属于传统人物的旧梦,是过往者的留恋之所,是居住者的记忆之城。

  当赵园用“乡土”来形容北京时,也同样充满了这种追忆、怀旧的心境;而“京味”,则更多地与传统中国的八旗贵族达官显贵文化和宫廷文化纠缠在一起,即使是当代人再以当代的趣味写京味小说,但也是在试图重温那个已经消逝的古旧之梦。

  这同样也应该被看作是已经由青年进入老年的赵园的心境,那种在《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中的热情,已经开始趋近于宁静和平和,一些细节也可以管窥一斑:表达激情的“!”和抒发感慨的“啊”在不知不觉中减少,开始让位于带有圆融通脱的“吧”和“呢”,这正是老年人那种安详和缓的心态,尽管赵园在采访时将《北京:城与人》看作是一本“意外之作”,但这本书却足以显示出她学术生命中的又一“豹变”。

  在《地之子》中,赵园所聚焦的不再是她本人的童年记忆,更是对她自己的家族记忆,和她自己“文革”期间乡村经历的记忆,甚至整个国族记忆的追怀。尽管这本书初看似是踏上《艰难的选择》祖述五四的老路,但实际上,它已经是脱胎于变化的另一部著作。当赵园写下“地之子”这个标题时,也相当于对那个哲学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回答。这个问题不仅仅由那些深谙西洋文学和哲学的20世纪知识分子回答,更被更久远之前的这个农业国度的历代先贤所回应,当孟子说古代圣君舜是“发于畎亩之中”时,他实际上也表达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观点:再伟大的人也无法脱离土地的羁绊。

  “地之子”是一个可以横跨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庞大的意象,这本书的第一节名为“大地”,从一开始就展开一幅令人瞠目的宏大画卷:“处于天地之间的人,由天与地启示了秩序观念”。宛如《约翰福音》开篇的“太初有道”,这种雄浑的气势显然是20世纪80年代的赵园所无法企及的。而在后面对记忆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则预言了整个国族记忆滚滚而来的强大威力:“在此一时刻,记忆、追忆简直像是生死攸关,国家、个人存亡绝续似的,俨若生命要经由这一番记忆才能接续被截断的行程,为自己找到存在意义”。

  而在这滚滚而来记忆洪流中,我们仍可闻到那夹杂其中的熟悉的沙土味,这正是赵园自己的家族记忆,那些在沙土下被化作虫沙的记忆。在这本书出版的两年后赵园写成的系列散文《乡土》应该是对之前《地之子》一个并不算是太遥远的回应,她那最早的记忆碎片中“掺和着汽油味的庄稼地的气味”,成为了赵园“怀旧”的永远诱因。

  与她在写《北京:城与人》时对旧日城市的追忆相比,《地之子》所展现的乡村大地似乎更是她的心系所在:“我在乡居中证实了自己对城市的依赖。但此后更能引动我所谓‘闲愁’的,仍然是乡村的灯火”。对城市和乡村的深切体味,经由赵园自己的经历,成为相缠相绕难以分离的共同记忆,融入了她的生命之中,而她所完成的这两本书,与其说是自己记忆和经验的再度爆发,毋宁说是偿付了对自己所肩负的家国记忆的神圣负债:“我的记忆之书中有更多令我不敢注视,必得急急翻过的篇页。我只是预先惧怕着‘罪错’会有一天使我永远地失去了安宁”。

  这两本书完成时,她已经有权卸下这在她整个漫长的青年时代扛负的沉重记忆,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幸而有忘却,否则人生将太沉重,令人不堪负荷”,因为“我们都是些常人,能忘却,有渴求,也才能生活”。

  【赵园论学术】

  学术有可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

  在近几年所做学术回顾中,我曾说到对当初不得已地选择学术心怀“感激”;说到这种选择正是在作为“命运”的意义上,强制性地安排了我此后的人生;写到了那种“像是‘生活在’专业中”的感觉,也写到了“认同”所构成的限制。我以为,学术有可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经由学术读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对于我更重要的或许是,学术有可能提供“反思”赖以进行的空间。人文学科因以“人”及其“关系”作为对象,所提供的一种可能,就是研究者经由学术过程不断加深对自己的认识。即如我上面所说到的诸种缺陷,倘若没有一定的反省条件,有可能永远不被察觉。我不便因此而宣称我的研究是所谓“为己之学”。但自我完善之为目的,确实使我并不需要为“耐得寂寞”而用力。我曾说到过“无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

  学术作为生活方式,自有它的意境。在研究中我曾一再地被对象所激动。激动了我的,甚至有理学家那种基于学理的对于“人”的感情。我经由我所选择的题目,感受明清之际士人的人格、思想的魅力;在将那些人物逐一读解,并试图把握其各自的逻辑时,不断丰富着对于“人”的理解。作为艰苦的研究的补偿的,是上述由对象的思想以及文字引起的兴奋与满足。如顾炎武表达的洗练,如钱谦益、吴伟业、陈维崧式的生动,如王夫之议论的犀利警策。更令人陶醉的,还是那种你逐渐“进入”、“深入”的感觉。在这过程中甚至枯燥的“义理”,也会在你的感觉中生动起来。

  (下转B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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