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赵园：没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3)

　　（上接B03版）

　　4 三变 明清之际，昔我往矣

　　“忘却”，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了老年赵园的另一个主题。这种“忘却”并非是对人或事的忘却，尽管在采访时，她时或也记不起某个具体人的名字，但过往发生的事情，只要她愿意讲述，便会滔滔不绝，巨细并陈。这里的忘却应该说是她对过往自己学术生命的忘却。当她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某一个学术写作后，她便会开启自己头脑中的忘却机器，把曾经浩繁的档案柜瞬间腾空，以便盛放新的学术研究的资料。无论是之前的五四和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研究、京味文化研究，还是凝聚了她生命经验和家族记忆的《地之子》，无一例外，皆被如此处理。

　　赵园这种“喜新厌旧”的善忘脾性让人既钦羡不已，因为她可以如此轻易地出入不同的研究领域；也让人叹息不置，因为她竟然如此轻易将一个已然如此熟悉透彻的话题抛诸脑后，从此不再闻问。

　　所以，当她在1994年8月突然在《中国文化》期刊上抛出那篇《说“戾气”——明清之际士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批判》时，带给人的感受简直可以用“震悚”来形容。一些人甚至怀疑题目下署名的那个“赵园”和那个一年前刚刚出版了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地之子》的赵园应该不是一个人。因为之前虽然从《艰难的选择》到《地之子》研究领域有所变化，但终可同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范畴，而这篇《说“戾气”》则完全属于明清史学的范畴，而且更偏向纯历史，而非广泛意义上的“文学史”。

　　这篇文章之“生猛”在赵园本人以前写过的文章中也罕有其匹，开篇便充满血腥气味，“劫末之后，怨怼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之类的引文比比皆是，仿佛明清易代之际数十年之残血刀光，在这篇文章中开了一个盛大的屠戮法会，血池刀山一时毕见，这种“人性阴恶的彻骨感受，就像一道剑魔寒锋在眼前来回晃动，锋线掠过，身体的温度会随之降下半度一度，仿佛要寒煞你我”，文中更极写那种日常的嗜血狂欢和人心对残酷的嗜欲，不仅仅是强者骑马杀伐，弱者也自有参与暴力的隐蔽方式和欣赏血腥场面的快感，能将如此忍鸷的惨景如此条析缕剖，丝丝入扣，按照一般推想，必得是一个浸淫明清史数十载，且心肠刚硬神经条大之人，方能有此辣手。

　　按照某位学者暗含讽喻的点评，赵园此举实在是“敲了某些人的饭碗”。因为赵园的这次越界，不仅仅是撼动了历史学科壁立千仞的畛域之防，更以一个意想不到的局外人的身份为圈内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心史”——或者说是“心态史”——这个当时在西方已经盛行近三十年的史学研究方法，一直被以种种譬如与国情不符等理由拒之门外，而赵园却以一个局外人身份表明这种研究方法不仅移栽成活，且大有推广密植之能力。而且颇带有预见性的是，它不仅暗度陈仓般地将“心态史”引进门来，更成为多年后新兴的“暴力史”研究在中国成功的典型范例。

　　但赵园对此的反应却平淡如水，她对自己这篇文章在历史学界引爆的强大威力几乎一无所知，在很多场合提起这篇文章时，只是说它“影响较大”，而且坦承自己其实在接触明清史时基础“几乎等于零”，“正如我当年进入现代文学专业，只是为了摆脱那所我所任教的中学，涉足明清之际，也像是仅仅出于文学研究中的某种心理疲劳”。

　　而且这种选择完全是命运操控下的偶然为之。当她在《地之子》的研究中感到倦怠时，她开始考虑“搞别的什么东西”，有很多人给她不同的建议，有人提议她写小说，但她认为“（创作）那确实是需要天赋，尤其是需要细节的这种技艺能力，这些不是我能够驾驭的，虚构空间、空间想象，都没有，不能写”，于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下，她在香港中文大学最大的那间图书馆里邂逅了全祖望，这位康乾之际的史学家，正是他对明代遗民的关注，将赵园引领进一个新的领域，“他是笔下常带感情的那种……那种遗民情怀，一直延伸到乾隆年间。对遗民一往情深，也不是因为他有反清的倾向，而是向慕的一种人格，遗民的一种人格，一种精神境界”。这种对“光明俊伟的人格”的向慕，最终开启赵园长达逾20年的明清之际研究。

　　而那篇可以说是一炮走红的《说“戾气”》，则仿佛是她过去经验的再一次遥远的召唤——“那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社会中的暴力”，那是在六十年代，郑州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之后，赵园在街上看到一个躺着的死人，“我们去看，很麻木不仁地去看，好像是个青年工人，长得还很端正，他到底死了没有，我其实都不能够确认，好像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没有血迹，但是大家都说这个人死了，大家就是看看……没有感觉，真在那个环境中，看得太多的那种悲剧，听说了太多的人死亡，你就没感觉了”。正是这种社会普遍对暴力的嗜欲和对死亡的麻木，使赵园在浩瀚的明史中听到了来自三个半世纪前的回声。这回声穿过历史尘埃，历历在目，让她能够感到一股“戾气”隐伏贯穿于历史之中，时或迸发，从而造成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但这可能是赵园最后一次将个人过往的生命体验倾注于她所书写的对象之中，在这篇文章之后，人们发现赵园的文风已经与先前迥然不同，那种长篇大论式的指点议论，已经被更为丰富细密的史料取而代之，如果说之前赵园的文章汪洋恣肆，令人展卷一观，便心潮激荡，那么《说“戾气”》之后的赵园作品，则更像一盏茗茶，唯有静心泯下，方知个中甘苦。

　　从这种意义上说，赵园的真正变化，是学会了“节制”。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的共同特点，也许就是善于在激情中挥洒自己笔端的才华，这种从桎梏年代突然解缚迸发出的热忱，在文字中表现出的是一种急欲释放的紧迫，也就是赵园在评价自己《说“戾气”》时所用的那个词“生猛”。但时间的推移，年齿的渐长，这种激情迟早会渐渐消散，而此时需要的，则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厚积薄发，也就是赵园所体认到的“节制”。

　　然而毫无疑问，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对读者而言。激情比思考更具有吸引力，赵园的《说“戾气”》所以“暴得大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因为其选题奇崛，文风生猛，笔端富有激情所致。继之而出的那本自己也表示“不甚满意”的研究续编《言论、制度、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用节制代替激情之间所必须遭遇的困厄和艰难。

　　最近刚刚出版的那本小册子《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则得到了毁誉参半的评价，一些人认为这本书已经显示出作者暮气已深，困厄于学术规范中，亦步亦趋，再难见《说“戾气”》那样才情外露的文字和一针见血的观点，一位严苛的批评者甚至将其不客气地称之为“学术体力活，只有在未来学者继续研究这一领域方面，还有一定的史料汇编价值”；而另一些人则从中看到了一位经历了岁月沧桑智慧积淀的恂恂长者形象，比起那种灵光乍现的逼人才气，节制带来的才是真正的智慧，非特真正的洞悉世情，不能写出“有变有常，才成其为‘社会’这样的句子”。

　　但对赵园来说，旁人的评弹抑誉并不需要真正介怀：“在选择中，我关心的一向更是‘我能做些什么’。我不太在乎别人的估价，‘无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而如今，随着《家人父子》的完成，赵园这趟自谦“从浅水中趟过，略有沾湿”的明清之际研究也像她之前的《艰难的选择》、《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一样，归档封箱。

　　那些她曾经为之流泪的、苦闷的、激情的、追忆的、赞叹的、仰慕的和沉思的事物，都已经融入了她饱满圆融的生命中——毕竟，见识过如此多历史上的悲欢离合、生生死死，过往的旅程已经无所遗憾，恰如她的那本随笔集的名字“昔我往矣”，永远不要讶异赵园“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因为，“君子豹变”。

　　【赵园谈学术经验】

　　学术对当下的关切与勇气无关

　　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父子、夫妇的考察尚在进行中，我已着手对当代社会由伦理的方面的考察。“今古齐观”的“今”与“古”，在我的学术经验中，不止指文学，也指时世。“今”，包括了当下，进行时的当下。“当下”不一定被我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对象，对当下的关切，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学术思考与选择。

　　读明清之际乃读古人；隔了数百年的岁月，即使努力设身处地，仍难以如对今人、近事那样痛痒相关。无论读顾颉刚、吴宓，还是读聂绀弩、顾准，都令我心情复杂，甚至陷溺其中、难以自拔。“中年哀乐”，尚须赖丝竹陶写，何况我已老耄！这是否也是今古“齐”观的一点代价？当代史上的那些近事，你亲历的年代，你与它撕扯不开，难以保持“价值中立”。但我仍然说，在关于当代政治文化的考察中“严守学术工作的伦理规范”，是“学术工作者应当有的操守”。学术作品也属于“易碎品”。保持学术工作的品质，至关重要。这与有没有勇气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