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之际，何以书写？

　　时代都是同一个时代，但书写这个时代的方式却可以有很多种。在面对生死之时，那些以道德礼法自居的官员和士大夫与普通人一样，瞬间都变成了为求活不惜自污的难民。从某种意义上讲，易代之际，真正的人性的书写，恰恰就在“难民”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之上。

　　当徐应芬逃离北京时，他的眸子里最后映出的景象应当是一片大火，那是在1644年6月3日，占据北京的李自成军队，在长驱南下的清朝大军的威胁下决定撤离这个危殆之地，在临走前，李自成下令纵火焚城，“各贼兵寓宅火尽发，烈焰冲天”，而徐应芬居所，因为早被闯军征收，所以也难逃祝融之灾。他亲眼看着士兵把他家的桌椅一直摞到房椽那么高，在里面填上干草，好让焚毁更加彻底，“余剑佩、书囊悉付烬毁矣”。

　　徐应芬这名小小的书吏尽管侥幸存活下来，但也时时与死亡擦肩而过。一天，他刚刚出门“甫行数十步”，就有乱马从身后飞驰而来，“猝不及避，蹶地伤足，几为马踏死”，从此以后徐再也不敢踏入街衢半步。就在闯军撤离前一天，他从路人那里听说了更可怖的消息，他在刑部的那些书吏同事，因为闯兵抢掠了刑部衙门，“书吏妻女投井者无算，眢井为之满”。

　　在目睹了闯军焚毁了这座帝国的京师和自己的家宅后，他逃出了这座被死亡和疯狂填满的城市，在逃亡的路途中，他看到曾经达官显贵们换上了和他一样的破衣烂衫，极力隐藏他们昔日骄泰富贵的神色，短袄蔽裤混在成群涌出城的难民队伍里，甚至名震江南的才子龚鼎孳也在这支狼狈的逃亡队伍中，而他那位以美貌著称的如夫人，与李师师、柳如是同列秦淮八艳之一的顾横波，为掩盖自己傲人的姿色，“恒俯拾尘土自污”。

　　我们之所以知道发生在1644年明清易代之际的这些细节，端赖徐应芬在这场变乱的两个月后，将自己的经历逐日记录下来，撰成《遇变纪略》一书，流传后世，成为后人窥看历史的一份私人记录。当然，在很多人看来，这份记录也许无关宏旨，因为它只是一个大时代中只配充当背景的微末小民的个人观感，在讲述一个宏大的时代，譬如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时，我们已经相当习惯于将目光聚焦在庙堂之上、军帐之间，或者更浪漫一些去舔开那些文人士大夫的窗纸，窥看这些名人在那个时代如何处身行事，因为他们都是大人物，一举一动都有可能牵动时势，撼颤文坛，无论是抗争时鼓舞民气，还是投诚时收拾人心，倚赖的更多是这些人，毕竟他们才是舞台的主角，难道不是这样吗？

　　答案是也不是。关键在于选择何种眼光去观察和理解这个时代，毫无疑问，时代都是同一个时代，但书写这个时代的方式却可以有很多种：朝廷地方往来的奏疏、塘报是一种，它们所反映的是政局的激变和军情的缓急，如果关心政治时事，大可以从此入手，探查晚明朝廷上的党争，清初满汉势力之间的争斗，以及战局的变化；史馆贮存的实录、起居注、正史是另一种，史官笔削改订之间，是代表正统的官方记述，尽管其中不乏隐晦曲笔之处，然而却有纵览全局，要知概略的作用，而后人对那一时代的了解，也往往从这些正史入手。

　　士大夫的诗文评议可以列为第三种，可能也是存世最多，最广为人知的一类书写。其往往抒发情怀，品鉴时事，这些记述当中不乏比前两者更公正、更具洞察力的书写，譬如钱谦益在《募刻大藏方册圆满疏》中对易代之际丧乱时势的书写，可谓体察世态，直指人心：“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至今读来令人骨栗；而另一位江南名士吴伟业在《与子暻书》中所言“改革后，吾闭门不通人物，然虚名在人，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则活画出易代之际紧张的社会形势。

　　这些文字，常常都是官书正史中所讳言提及的；除此而外，由于政治认同之异，忠于明朝之遗民，也常常以私人修史以存一代信征殷鉴为己任，张岱之《石匮书》、黄宗羲之《弘光实录钞》、顾炎武之《圣安皇帝本纪》、王船山之《永历实录》、李清之《南渡录》皆如此类，还有以点评前代史事来借古讽今者，譬如王夫之《宋论》与李清《诸史同异录》等等，因为这一类记述尤为丰富，且作为士大夫的书写者往往自身就有传奇经历，且文字搜罗更易，所以更为今日研究者所乐取侧目。

　　但与前三种相比，小人物的书写，却往往只能忝陪末席，往往只有在前三者不敷使用时，才拿来作为注疏出现，或者是作为旁证来证明前三者的说法正确。前面所提到的徐应芬的《遇变纪略》即是其中之一，除此以外，还有像是华复蠡的《粤中偶记》、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傅迪吉的《五马先生纪年》等等，这些书的作者往往只在他们的作品中露过一面后，就从此湮没无闻了，但恰恰是这些如尘沙之众的小人物，才是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他们往往缺乏文采，没有更多的修饰之辞，所以可能比那些士大夫锦心绣口的华彩文章更贴近当时的事实，他们直面变乱生死，在刀剑下舐血求生，尽管他们与那些大人物共同存活于这个时代，但历史却对他们不够客气。他们的求生愿望常常被那些居于道德高地的士大夫贬低为动物一样的本能，就像王夫之在《俟解》里形诸咒骂般的评论一样：“乃其所以然者，求食、求匹偶、求安居；不则相斗已耳，不则畏死而震慑已耳。庶民之终日营营，有不如此者乎？……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

　　但就像徐应芬在1644年从北京出逃的那一刻所看到的情景一样，在面对生死之时，那些以道德礼法自居的官员和士大夫与自己一样，瞬间都变成了为求活不惜自污的难民。从某种意义上讲，徐应芬这样小人物的日记私录，才是真正的人性的书写。这些出自徐应芬般小人物之手的书写，最终与来自庙堂之上的官方正史、出自士大夫之笔的诗文撰著，共同成为了这幅庞大时代拼图中的一块，每个书写者都是这个诡杂多变的“易代之际”中的一员。就像《桃花扇》中的唱词一样：“惹得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那满座宾客，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李夏恩

　　【主题阅读】

　　下面所开列的三本书只是研究明清易代之际如山似海的著作中三种而已，但这三本书从某种角度上说，代表了研究的三种不同方法与面向，它们同样也各自代表了一种书写方式，是今人对三个半世纪前那个纷繁复杂的易代之际的观察和理解。

　　《洪业：清朝开国史》，

　　魏斐德的这本记述明清鼎革易代的著作，恰如这本书的书名一样，乃是一项令人震撼的洪大事业。不仅仅是对政治、军事的勾勒，更着眼于官员士庶在转折时期的选择的生死，甚至不吝毫未，花费笔墨去关注诸如王秀楚、许王家这样的小人物的命运，这种广阔的视野使后来的研究者发现，仅从中截取一段加以考据敷陈，便可以另成一文。这也是这本书很快成为明清史研究的经典著作的原因之一。直到今天，尽管关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已经浩如烟海，并且在细节研究上已有无数可圈可点之论著，但却仍然没有产生一部在广度体例上可以替代这本厚达800多页的鸿篇巨制的著作。

　　《晚明史：1573-1644》

　　作为一本经过再三修订的政治史著作，樊树志的《晚明史》俨然成为研究这一领域的经典教材。本书提供了一个与旧式研究只把目光聚焦在内地的完全不同的开放视角，把视野扩大到晚明与周边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像本书的导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所揭示的那样，晚明政治、社会、经济以及知识界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不仅仅是内部孤立的变化，而是全球化浪潮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衰落也并不仅仅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基调，变化以及对变化的抵制才是永恒的主题。

　　《家人父子： 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本书作为赵园明清之际研究的收官之作，尽管只是一本仅有232页的小书，却展现了一个与一般人所想象的易代之际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一个属于士大夫家庭内部的更为日常的生活世界，夫妇的相处之道，父子兄弟的相待之道，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生活体验。比起赵园一举成名的那篇《说“戾气”》中的生猛和血性，这本书更趋于平稳和缓，易代之际的刀光剑影让位于闺房之中的夫妻闲话，让人们看到即使是丧乱之时，仍然存在着一个属于自我的私人空间，而在惯常的理解中，这一空间往往被强行拉扯入政治时势之中，赵园的著作恰恰证明了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于时势变易之间存在距离的可能，就像她在文中所写到的那样“有变有常，才成其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