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的暖色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到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赵园先生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的关怀与兴趣。《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把士人置于易代之际这一历史的关隘来考察，探究他们生死存亡之际的种种选择，和行藏出处背后的深层动因，已成为思想史的经典著述，紧随其后的《制度·言论·心态》则从士人言说的态度与方式来考察他们的“精神气质”，这一本《家人父子》，以“父子”“夫妇”为入口，由家庭伦理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由思想而言论而人伦，赵园先生对人的探究自上而下，愈来愈逼近知识人生存的基本面相了，倘沿着这一理路，她以后会不会从器物着手探讨士人的精神和生活世界呢？

　　人伦，家庭伦理，或曰伦常，是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面，也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支点，即梁漱溟所说，“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赵园先生由此进入明清士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呈现了她越来越注重日常性和物质性的治学理路，更显现出了一个学人身上难能可贵的人事省察与人性体贴。

　　从日常生活进入明清士人的家庭伦理

　　读出人情，读出人的世界

　　“五伦”中的君臣、兄弟、朋友，赵园先生在之前的著述中已述之甚详（她十年前出版的《易堂寻踪》，考察明清之际江右一个士人群体，大量笔墨就是聚焦于朋友、兄弟的讨论），此书从“父子”“夫妇”入手，关注士人所体验的家庭伦理，实际上也是从更日常、也是更隐秘的层面来进入士大夫——这一社会精英人群——的生活世界。

　　用赵园先生自谦的说法，从伦理或者家庭关系进入思想史，是“非严格”的，因为经院式的思想史，大抵是在向着观念史的方向走的。赵园先生是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进入明清士人世界，她以文学对人的关怀进入思想史，这一治学经验是她迥异于从史到史的其他学者的，也是她的明清史写作宝贵的异质性，此中堂奥，她在香港中文大学所作的讲演《文学·伦理·人的世界》，仅就论题就可窥其精要了。

　　作为由治现代文学而进入思想史和新文化史的写作者，赵园先生对“家庭伦理”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扮演的角色有着独到发现。20世纪中国革命之于社会的改造，乃是由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改造达至人的灵魂的改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首当其冲的就是“家族制度”，即等级制的父子关系和非平等化的婚姻制度。代表一代人对传统社会、家庭制度认知与想象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实际上就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一次反动，觉醒了的“觉新们”，都是传统伦理的叛逆者与反抗者。80年代后的家族历史叙事，可以看做是五四时期矫枉过正的宗族观的一个回应，此时再提“家族”“宗法”或者“伦理”，就像赵园先生所说，“包含于其中的情怀却大有不同”，它们不再是带有负面意义的符号了。而这一点基本的认知到来时，一种文化已经行将消逝，都要让人去追怀了，此中情味，真让人有大不堪于其中。

　　《父子家人》探讨的是伦理的规范性要求内外、知识人如何处置其家庭内部关系，从方法论上来说，比之伊沛霞、高彦颐等汉学家或许并无颖异之处，但赵园先生的研究一向重视对原典的考辨，此书取材，和她先前的著述一样，大多从明人文集及墓志铭、家传、年谱、家谱、族谱、日记等攫取资料，从中读出人情，读出人的世界，使我们从格式化的古典文学和文化史的叙述背后，得以一窥士大人的家居情景，发现古代中国人曾经如此丰富的生活世界与情感世界。此书既作为赵园先生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于“光明俊伟的人格吸引”之外，又添了一缕生命的暖色。

　　即从士大夫处夫妇一伦，我们可以从祁彪佳为其妻商景兰的操劳（尤其是《甲申乙酉日记》中商景兰小产后的记述），看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惜和士大夫笔下家庭生活的温馨一幕，由据说面目严冷的刘宗周写下的伤悼文字里，感受其对于妻的温情，由刘的门生陈确“气象宽裕、气氛和煦”的叙写个人生活的文字间，察觉其接受有缺陷的婚姻时的幽默感和对其妇辛劳的体恤，由冒襄的《影梅庵忆语》等文字中读出对其妻“慈惠”的欣赏和艰难处境的深切同情。当作者的目光投向乱离、播迁中的夫妇，她对方拱乾、祁班孙绝域生活细节的生动还原，真可说是“荒寒中那一层淡淡的颜色”，这是因生命和情感而生动起来的“颜色”。

　　对那些悼亡诗文和略近于私房话的“寄内”“赠内”诗作，赵园先生认之为中国文学中的“深情一脉”，“没有所谓的奇情，无可惊艳，本色质朴，其中有常人所历悲欢，包间随处可见的人生相，亦自有感人之处”，“其中日常琐悄的悲欢，与普遍的经验相通，尤能动人哀感”。但她也坦言，对父子一伦的考察遭遇到的困难，因为父子关系的“压抑性”，几乎很少能找到儿子笔下形神兼具的父亲形象，这也使得全书的两大部分中，“夫妇一伦”的深情与好看，要远甚于后一部分的“父子及其他”。

　　《家人父子》

　　继《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话题”、“人物”（明遗民），《续编》的“制度”“言论”“心态”，本书尝试通过被认为最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夫妇”，进入明清之际士大夫更为日常的生活世界。本书讨论的，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经验中的家族、家庭，他们所面对的伦理关系，以及他们对有关经验、体验的表述。

　　从明清史“跨界”到当代政治文化

　　对“人”的关怀一以贯之

　　我与赵园先生至今悭吝一面，但这十年来读她的书时有的通契之感，内心里时有私淑之感。今年六月底，我与赵园先生通过一次时长约半小时的电话。那时赵园先生因不慎跌倒，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正在康复期。那次电话中，她谈到她的研究视野中，缘何关注的多为南方文人——因南宋之后，文化重心南移，北方已然荒芜。她还说到《易堂寻踪》一书，写江西省一个文人家族，做那本小书是一次机缘巧合，“在那么偏僻的地方，有那么一种奇特的组合”。赵园先生她从治现代文学转向明清史，既有一些经验层面的触动，更是属于一种“跨界”。

　　那天我们电话里还说到了王安忆写明季松江府的女人与刺绣的《天香》，说到我新近在北大社出的《南华录》（她说书做得很精美，就是太重了，病中都捧不住，待身体稍为康复一定会读）。那天电话里印象最深的是她说《父子家人》之后，明清史方面的研究将告个段落，她的下一个方向是中国近代人伦的研究，且已经写了一些，在一些“不怎么受关注的刊物”发表了。她说再不做，真的没时间做了，开始以为这段历史的实证材料不多，进入才发现要看的东西太多，而且“缝隙很大”。我想当然地理解到了“反抗遗忘的斗争”上头去，还引用了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墙上有洞，可以穿过去”这句话，说她的这一转向是“更大的担当”。记得那天，话筒那头赵园先生轻轻地笑了。

　　想起赵园先生那天的笑，我现在还兀自惭愧。读了《父子家人》附录中，记录去年她在香港中大的讲演，才知道她着手在做的是“对中国近代伦理方面的考察”，已经完成初稿的，有关于近代中国人伦的变与常，关于私人信件和日记，其内在的研究理路，还是她一以贯之的对“人”的观照与关怀。人生天地间，关系千万重，世道人心，尽皆入梦，当代史上的那些个亲历的近事，有谁能与之撕扯得开？赵园先生并没有把这一转向拔得多高，她自承，这与有没有勇气不相干，这甚至与遗忘与记忆也不相干，从明清思想史到当代政治文化的考察，她所遵循的，斯不过是“严守学术工作的伦理规范”。学人境界，至此方是真自由。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