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让我们聊一些重要的东西(2)

　　（上接B10版）

　　谈作家

　　罗伯-格里耶：巴尔扎克笔下的世界不可能是真的

　　新京报：在谈过你们自己的作品后，能否谈谈对你们有影响的其他作家和作品呢？

　　萨义德：吉卜林的《基姆》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我读的时候眼睛为之一亮。另外，大概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读到了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我认为，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奇怪的是，我对康拉德一无所知，所以，直到大约五六年后我才真正了解到他的背景情况和他是什么人。可是我被《黑暗的中心》吸引住了，我神魂颠倒，喜欢上了他的文体。显然，康拉德的散文不是英语的——我从来都不相信他是用英语写作的，我认为这是事实。我对康拉德了解得越多，就阅读得越多——20、21岁的时候，我已通读了他写的全部小说——到那时候，我当然知道了他原本不是英国人，他是外来的移民。我没有把我自己联系起来，但对于我与他之间的深深亲近感，显然他做出了一些回应。

　　桑塔格：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在趣味上更像个苦行僧，我对太神经或太华丽的散文抱怀疑态度，我那时想要从作品中找到更为刚毅的东西。我年轻时只喜欢那些大师——弥尔顿、霍普金斯、艾略特等。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变化吗？

　　桑塔格：我现在会比以前更多地从文学作品中寻找魅力，同时，我现在也是一个更为敏锐的诗的读者。我所写的——还有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艰难地从错综复杂的状态的感觉中获得。这个，对。但那个也对。其实并不是不一致，而更像是转动一个多棱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某些事。某种才华横溢的、愉悦的作品现在对我的吸引力比以往更强烈。

　　卡夫卡：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狗。

　　罗伯-格里耶：关于对我有影响的作品，我想谈的可能是个反例。过去，人们骗了我，巴尔扎克的世界秩序太良好了，不可能是真的，一切不是这样发生的，人们向我撒谎。人们撒谎，一切的时间顺序，一切的理性化，那些前后一致的特征说某个人有一种性格——某个人彻底地吝啬，每一天都吝啬，终生吝啬，在每一刻都吝啬，这表现在他的脸上，在他的话语里——这种前后的一致性并不存在。我们知道，这并不存在。

　　谈写作

　　马尔克斯：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新京报：所以这影响到了你的写作吗？

　　罗伯-格里耶：因此，我尝试着描述我所称作的真实，这与现实主义完全相反，因为，在现实主义里，一切可以得到解释；这就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基础：一切可以得到解释，仿佛整个宇宙都渗透着意义，而人们要表达出这种意义。我认为，我的文学不那么的革命性，因为，总的来说，这多少已经被加缪、萨特、弗兰兹·卡夫卡、福克纳、普鲁斯特等说过了。

　　索尔·贝娄：在写作中，所有这些关于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什么你可以相信什么你不可以相信的问题，都变得真实，然后你有义务光明正大地为他们找出答案。也就是说，用你的艺术良知使它们令人满意，否则你不会知道，如何才能认真对待任何与艺术无关的东西。那是种滑稽的立场，但那也是事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不会经常自问什么才是体面的，什么是不体面的，但当我写作时则会；我问自己，以这种方式处理事情是否体面。也就是说，它是会使我不过如此的宗教信仰受到怀疑，还是会使我的艺术信仰受到怀疑？但随后，它们之间会存在某种联系。

　　马尔克斯：随着年逝月移，我发现一个人不能任意臆造或凭空想象，因为这很危险，会谎言连篇，而文学作品中的谎言要比现实生活中的谎言更加后患无穷。事物无论看起来多么随意，总有一定之规。只要不陷入混乱，不彻头彻尾地陷入非理性之中，就可以扔掉理性主义这块遮羞布。“灵感”这个词已经给浪漫主义作家搞得声名狼藉。我认为，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儿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有时候，所有障碍会一扫而光，所有矛盾会迎刃而解，会发生一些过去梦想不到的事情。这时候，你会感到，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B10-B11版整理/鹿鸣之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