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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好坏不只表现在数据

2015年10月23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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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刘言

  当前面对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的格局,不应单纯聚焦于GDP增长数据上,而应转向怎样的经济增长和政策安排,才能提高居民可行自由。

  最近IMF出版的《崩溃与复兴:理解全球衰退与复苏》一书表示,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是1960年以来最严重的,且至今尚未彻底复苏,却因各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已面临新一轮衰退。这其中中国经济放缓被认为是全球经济风险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

  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三季度GDP同比增幅收缩至6.9%,为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虽好于市场预期,但PPI连续43个月为负,投资、出口等都增速持续回落等,警示国内经济增速下行势头依然突出。

  不论是IMF还是国内外经济研究机构,对经济的评价过度偏向于GDP增长,而从更广义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最核心评价标准应为是否有效提高居民可行或实质自由,而非GDP增长。如经济增长是否增强了居民免于恐慌自由的能力,缓解其因病致贫的生存压力和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起点公平、机会均等地接受优质教育,使其能在不妨碍他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过上其想要的生活,而不至于忍受饥饿,营养不良等,从而使GDP增长不再是一个冰冷数据。

  当前中国亟需稳增长,以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护卫经济社会稳定。不过,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稳增长,并非是单纯稳定GDP增速不下滑,而应从政策抉择和施政理念上转向提高居民可行自由,帮助居民提高自身在经济增速回落下免于恐慌自由的能力,使居民不致于因短期失业而增加生存压力。同时,唯有施政理念转向提高居民的可行自由,才能有效地激活市场活力和居民的能动创造性,为其创造“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制度场域。

  当前决策层大力推进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简政放权,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及在各行各业推进的打破垄断的市场化改革,既为居民提供防护型保障体系,又为居民在经济社会的能动创造性提供透明性担保的制度体系。如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简政放权、市场化改革等,就是为放活市场中个体的能力和梦想。显然,政府提供的透明性担保与防护型保障等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的有效完善,影响甚至左右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绩效和可行性。

  因此,当前稳增长政策,不应过度聚敛于单一的GDP增长数字,而应转向将提升居民在经济社会的可行或实质自由。这首先要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地向民生等公共服务领域转向,逐渐降低建设型财政的比重。若加大基于民生的公共服务投入,为居民提供免于恐慌自由的防护型保障,将有效提高居民抗击经济下行风险能力,激发居民穷则思变的正能量,有利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局面的开拓。

  其次,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简政放权改革,及打破垄断的市场化改革等,为居民提供激活自身能动性和放飞梦想的透明性担保机制。当前经济增速下行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低效、无效企业对经济健康躯体的侵蚀,要清除这一病灶,在经济上需要适度做减法,而非一味做增加投入的加法。负面清单管理、简政放权和市场化改革,既有助于放活市场活力,为居民提供通过可行自由的环境,打破行业垄断和壁垒有助于为解放出的市场活力,营造发挥自身能力的空间。

  总而言之,当前面对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的格局,不应单纯聚焦于GDP增长数据上,而应转向怎样的经济增长和政策安排,才能提高居民可行自由。以通过财政政策的公共服务化转型和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为经济社会提供透明性担保和防护型保障体系,进而提高经济社会对经济减速的容忍度,激活经济社会的内生活力,提高经济的增长潜质。

  □刘晓忠(财经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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