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埃及人做了西方的顶级教授

　　文景社《后现代转向》的编辑朱艺来信说，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去世了，这消息听来有些震惊，也让人感到难过。因为大约两三个月前我还查过网页，并没有发现他要走的任何迹象，但现在他却突然去了。同时，我也不能不为他惋惜，因为再过几天就是他的九十大寿，他的亲人和朋友们想必都在为他准备庆贺这个隆重的节日，好在《后现代转向》的简体本修订版已经问世，他或者已经看到，倘若他能再坚持一段时光，就可以迈过九秩大关，在我的印象里，民间的说法好像是，老人迈过这个大坎儿，就能顺利向期颐之年挺进；当然他也许还可以见证自己这本重要著作在大陆发行和流传的更多信息，然而，他却突然不期然地走了，无法挽留地走了，无可奈何地走了。

　　被誉为“后现代主义之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于上月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Milwaukee）辞世，享年89岁。

　　哈桑是美国文学界著名教授，早期提出并阐释“后现代”（The Postmodern）的文学概念，关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区别的那张对照表（见文景社《后现代转向》第四章）至今仍常被引用。

　　哈桑原本是埃及人，1925年10月17日出生在开罗，开罗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深造，先学工，后改学文学。此后在卫斯理大学执教十余年，从1970年开始转到威大密尔沃基校区，从普通教师做到顶尖级的教授，直到1999年退休。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他发表了10大几本著作，300多篇论文，还创作了小说，他曾两次获古根海姆研究基金、三次获富布赖特高级讲座资助、还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资助，以及多个著名大学荣誉学位，在世界各地大学讲学，80年代应我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之邀在山东大学等地讲过学。代表作有《后现代转向》、《当代美国文学》、《奥尔菲斯的解体》等。

　　我见哈桑 脸上总挂着迷人的笑

　　我和哈桑结识完全是因为“后现代主义”。90年代初我拿到富布赖特基金会资助的时候，正在为台湾的时报出版公司翻译他那本名噪一时的《后现代转向》，已经译完初稿，但书中却有一些无法逾越的难点。这本书讨论六七十年代美国以及西方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各个层面出现的许多新现象、新问题，涉及了二战后西方各种大大小小的文艺思潮和运动，一些术语和概念当时很难理解，查遍各种工具书和参考书仍不得要领。作为译者，只有真正读懂原作，才可能做出好的译品，以己昏昏，当然不可能使人昭昭。于是，为了解决翻译中存在的难题，我带着未完成的初译，向他求教。我去找他时，他已是威大密尔沃基校区英文与比较文学系的资深教授，有个头衔，叫做“威拉斯讲座教授”，据说这样的教授在这类一般的学校是凤毛麟角，拿研究所和系里两份薪水，做研究的工作量比教学的工作量大，主要是给研究生上课。

　　他和他年轻漂亮的太太莎莉在他们的住宅里接待了我，同时受到接见的还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女访问学者。他的住宅位于密执安湖滨，四周有大片翠绿的草坪和茂密的松柏环绕，环境十分幽雅，房子是那种两层的小楼，一层有客厅、餐厅、厨房、起居室，二层是卧室和书房，客厅等，书房除窗户外，其余墙壁从地板到天花板矗立着宽大的书架，书架上摆放着西方从古至今的名著，举凡文史哲以及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大作都可以找到，还有《论语》和《易经》以及日韩等名作的英译本。墙壁上作为补白的还有一些名画。他们夫妇都喜欢古典音乐，家中有很好的音响设备，但却没有一台电视机，他们从不看电视，说那是“垃圾”,除阅读与著书立说之外，就是听音乐，再就是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哈桑为人平易真诚，乐于助人。他谈吐诙谐，脸上总是挂着迷人的笑，和他在一起，开始时的拘谨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有一件事至今令我感动。我是带着博士梦出去的。当年没有机会攻博，而同学中较为年轻的大都获得了在国外攻博的机会，这个遗憾始终顽固地蛰伏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到他那里去，固然是为翻译，但有没有可能在他名下以最短时间攻取美国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回应是相当积极的，这令我既感意外，也大受鼓舞。他说按照我已有的基础，他可以与有关老师协商，免掉我一些常规下必修的课程，并表示愿意帮我找到奖学金，但要想拿到学位，最短也要两到三年时间。我知道，一般情况下在美国大学攻读博士至少要4-5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个期限已经相当优惠了，但当时“南巡讲话”还没有出来，国内留学政策还十分严格，我无法获得学校的认同，也不能失去教职，再次无奈地咀嚼了遗憾的况味。

　　我忆哈桑 酷爱文学，曾日夜苦读

　　哈桑知识渊博，他不仅熟悉西方文学的各种典籍，对哲学、历史、宗教等领域也有广泛的涉猎。对东方文化譬如中日文化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和我讨论过周易，他的认识自然比学生们要深刻。他的学识还延伸到人文与社会科学之外，对自然科学也所知甚多。不过更令我钦佩的则是他的勤奋。他酷爱文学，在宾州大学取得工学硕士学位后，断然决定改变原来确定的方向，弃工从文，从40年代末转而攻读宾大的美国文学学位，用五六年时间拿下美国文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谈到自己焚膏继晷，日夜苦读的情形。

　　他的坚毅和执着也令人感动，他还谈到当初求职时，因英语发音不够纯正被拒之门外的情形，以及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的挫折等，但他却以巨大的毅力坚持下来了。试想，一个自幼浸淫于东方文化中的埃及人，半路出家，撞入西方文化的殿堂，不仅登堂入室，且到达其顶层，不仅做了当代美国文学的顶级教授，还做过国际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协会理事会主席,这种情形犹如一个西方人要来中国做中国文学的顶级教授一样难。今天当我回顾20余年前，在他的客厅听他用流利且典雅的英语侃侃而谈时，他英俊潇洒的身影、睿智冷静的面容和精力四射的神态始终在我的眼前闪动，很难让人把这样一位著作等身，口若悬河的学者与那个当年来自东方，初出茅庐，四处求职，有明显口音的青涩学子联系起来。

　　到8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转向》问世之后，引发了较多的争论，此后的一二十年间，以詹姆逊（或译詹明信）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把后现代主义从哈桑的文艺的、审美的偏窄领域带向了社会的、文化的更广阔坦途。哈桑开始专注于游记、自传与小说的写作；而发展了的后现代文论界也在有意无意地无视和疏离他这位早期的开拓者，应该说这种现象不是那么“费厄泼赖”的（可参阅《后现代转向》的“译序”）。好像听到一种说法，哈桑清高，傲慢，不太接受批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对于友好善意的批评他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在一篇访谈录中，他曾肯定地谈到加拿大著名批评家琳达·哈琴对他那份著名“对照表”的批评。琳达指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照的各项并非只是“非此即彼”（either/or）的关系，而应该是“亦此亦彼”（both/and）的关系。琳达的批评有一定道理，哈桑一方面接受批评，一方面也辩解说，“亦此亦彼”其实是适用于任何事物的，能说这样的辩解一点道理都没有吗？事实上，在某项上，两种主义“亦此亦彼”，而在另一项上可能就“非此即彼”了。

　　话说回来，哈桑成就中最重要的依然是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在我看来，他是当今这一常挂在人们口头的概念的早期阐释者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纽约时报》10月15日发布的讣告说他是“后现代主义之父”。尽管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已被后来的学者不断发展、修正和完善，他对于后现代这一概念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仍会留存史册。我在其讣告的“友人吊唁簿”留了言，“我深信，那些意欲了解后现代主义的内涵和来龙去脉的读者，必将回到他的书中。”

　　怀着这样的信念，我祈愿他的灵魂安息，也将在心底珍藏对他的美好记忆。

　　□刘象愚（《后现代转向》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