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家庭之困：要独立还是更依赖？(1)

　　盛夏的周日，广州某公园一角，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奶瓶，推着小推车晃悠悠走在小道上。

　　走累了，她在一处石椅上坐下，一边抱着孙子一边揉自己因长时间走路而酸痛的膝盖，开始对石金群倒苦水：“儿子儿媳上班都紧张，现在哪儿都竞争激烈。我开始还以为坚持两三年把孙子带到能上幼儿园就可以解放了，结果一来才知道，这日子何时才是头！孙子上幼儿园我更不能走了，要人接送啊，每天早8点晚5点，跟上班似的。儿子儿媳哪有时间接送？我又能怎么办呢，想回自己家又不忍心，看着孩子这么累，也没办法，但待在这儿我又很不习惯……”石金群告诉老太太，她可以说是城市“老漂族”的一员。

　　随着“80后”一代逐渐成家立业和生儿育女，他们本该安享晚年的父母，却开始了“年老的漂泊”——不远千里“漂”至陌生大城市，帮儿分忧，照顾孙辈，为儿养儿。日益庞大的“老漂族”成为大城市里一道无奈的风景。

　　中国家庭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代际关系也在变化、更新和调整：更多年轻人离开乡村“熟人社会”，涌入城市的“陌生丛林”；传统大家庭日渐消弭，家庭呈现“4-2-1”结构；第一代独生子女“80”后陆续结婚生子，新的“代沟”促使家庭代际关系重新洗牌。这正是石金群新书《独立与依赖：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要探讨的现象。

　　作为一个研究养老问题的社会学学者，作为一个小学一年级男孩的母亲，作为一个长期远离在老家湖南凤凰某小县城独居的年迈双亲的女儿，70后的石金群是一块“上有老下有小”的典型“夹心饼干”。由自我的生活经验出发，她经常会用一个观察者的视角深入社区，体察邻里如何处理家庭代际矛盾。积累起来的大量感性材料，借着社科院课题研究的契机，她找到了调查、研究的突破口。

　　B12-B13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柏琳

　　广州调查

　　“纯粹的亲情”在哪里？

　　2008年，石金群参与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五城市家庭调查”。调查组选取了哈尔滨、郑州、兰州、广州和杭州五个城市作为调查点，每个城市的市辖区抽取40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抽取20户，每户确定1位被访者，每个城市800个样本。石金群被分配到广州调查点。

　　从前人的研究文献以及五城市调查数据的研究来看，她发现，五个城市中，广州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发达、个体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化城市，家庭或家族制度居然保持得最完整。广州，成为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典型。

　　2012年7月，她再下广州，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深入广州城区各种生活场所，如茶楼、公园、喜宴、家庭等地，根据影响家庭代际关系的主要变量（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家庭结构、职业、家庭成员彼此的居住距离等）挑选了31个个案进行访谈。

　　访谈的结果喜忧参半。喜的是，她发现转型期的中国城市，成年子女与父母在家庭代际亲密度方面普遍延续着中国传统；忧的是，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功能性依赖和交换”成为了现代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显性特征——“就是一种‘亲密有间’、‘彼此都有用’的代际关系”，石金群如此概括。尽管这看起来是一种“伪亲密”，但她并不悲观。之所以强调功能性，是因为，中国城市养老和抚育方面的制度缺失，让代际之间无奈地重拾了这种功能，是功能掩盖了背后的情感。不容忽视的是，有许多家庭的代际关系是单向、不求回报的。

　　广州以其兼容并包提供了解读范例。在实地调查的一个月中，石金群经常看到这样的和谐场景——广府人在茶楼里同家人和朋友看着报纸、哼着粤剧、闲谈家常；潮汕人在生意场上奔波，闲暇时组织各种家庭聚会或信仰活动；客家人在家里供着祖先牌位，节假日里举家老小回老家拜山；外省人在咖啡厅或现代酒楼里和老乡畅叙情谊……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岭南文化不同支系的核心——以父权制为特征的孝道责任和家庭规范仍扎根于人们心中。

　　传统的孝道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意识。调查数据显示，不仅99.8%的人赞成“子女要孝敬父母”，而且在孝道责任感上没有明显的年龄组别差异；在选择配偶等有关家庭延续的重要事项上，孝道责任依然占据人们心中的重要位置；81.02%的成年子女与父母依然保持着以周为频率的联系，92.9%的人认为自己与父母的情感很亲密。

　　但这种亲密的代际情感，却非西方国家所言的“纯粹的亲情”。“现在中国老人被戏谑地称为‘廉价劳动力’——退休了就去子女家上班，不领工资带孩子做家务。”石金群说。从广州看，迫于养老和抚育的压力，90%以上的成年子女希望同父母保持一定距离；68.74%的人在近三年内都出资或照料过父母的日常生活，而55.86%的已婚子女从父母那里得到过大量的劳务及资金支持。尤其是近年来不断上升的父母在子女结婚、婚房和婚后生活（主要是伺候月子、带孩子、做家务等）方面的资助已成为尤具中国特色的家庭代际现象。

　　80后样本

　　回归家庭，多因“只能靠父母”？

　　工具色彩浓厚的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背后是深深的无奈。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古德曾经颇有洞见地分析过现代社会中亲属关系活跃的原因——当亲属关系被当做一种互助的源泉，当社会经济环境还不能提供好的选择机会时，各种亲属模式就不容易瓦解。石金群认为，当下中国社会激烈的职业竞争，教育和住房制度的缺失，保姆市场的不完善等外部环境，加之子代个体化意识的兴起——来自结构和个体的两股力量，使得中国城市家庭出现了在某种契约而非自愿基础上的功能型代际关系。

　　这种“契约”，社会学者王跃生有精准的描述：“青壮年时期两代之间（青年儿子、儿媳和中年父母）交换关系的存在，能为老年时的赡养关系维持打下基础——父母在儿女成年时仍然无尽地为子女付出，以换取年老时对他们的赡养；出于抚育和养老功能上的需求，成年子女也尽量和父母保持不太远的距离，保持频繁互动。”

　　石金群注意到，经过“权衡”后形成的功能型代际关系中的子代，常会经历一种矛盾的心理体验——既想独立，又不得不延续家庭承上启下的角色需要；既考虑个人的利益，又不得不考虑道德责任；既爱对方，但同时又感到为维系情感而不得不付出代价和承受精神压力；既渴望行动自由，同时又期望得到源于家庭制度的支持。这种“矛盾心境”，她概括为“自主而不独立”。

　　在此心理压力下，“80后”成年子女的表现，成为最耐人寻味的样本。调查显示，本该个体化意识最强的“80后”，却遵循着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许多核心内容：比如在择偶、就业和购买大件商品的决定权上，更愿意征求甚至听从父母的意见；认为“子女要孝敬父母”的认同比例在各年龄组别中最高；和其余年龄组别相比，“80后”对父母的情感依赖性最强。

　　长期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人类学家阎云翔指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种全新的个体主义，以“80后”为代表，在这种道德变迁中，他们不再相信自己应该为保持传统（如保持家庭血脉）而奋斗，却会选择传统中可利用的部分为自己的生活服务。并且，随着“80后”陆续为人父母，他们和父辈变得越来越像——前两代人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让第三代人接受最好的教育，找到最好的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因为第三代的存在，使得前两代人在情感上越来越近，甚至产生了传统中国家庭生活中不受鼓励甚至遭到压抑的亲密性。石金群的调查结果，无疑是对阎云翔观点的印证。

　　“80后”为什么更“听话”了？阎云翔认为，这是“80后”成年子女的“理性回归”——公共生活没有留给年轻人足够空间，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父母靠得住，又回到了家庭当中。石金群看到，“80后”缺少社会保障，也只能依靠父母。

　　（下转B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