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家庭之困：要独立还是更依赖？(2)

　　（上接B12版）

　　【对话石金群】

　　“我可以妥协，可是接下来呢？”

　　无论是女性自愿还是被迫做全职妈妈，这种家庭策略都有不小的隐患。从夫妻关系上说，这是夫妻之间在抚育后代问题上协商出的家庭策略，是一种默认妻子方做出妥协退让的做法，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以功能为导向，的确解决了很多现实矛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又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形——迫于养老和抚育的压力，不断有年轻妈妈辞职；父母为子女即便默默付出，依然产生了诸如“去不去养老院”的代际争执。针对在转型期中国城市家庭的这两个新问题，石金群做了细致观察。无论是养老还是抚育，她听见最多的，是一声声妥协的叹息。

　　全职妈妈的家庭策略有不小隐患

　　新京报：在抚育下一代问题上，如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辞职现象，你在广州的调查样本里也对此有关注，你身边有例子吗？

　　石金群：例子不少，比如我们研究所里一个硕士和一个博士，生完孩子以后就做了全职妈妈。而我在深圳的一个朋友，结婚前在一家国际旅行社工作了两年，结婚生子后就放弃了工作，现在孩子稍大，她选择重新出来工作——帮别人办个体户证，高中生都能干的工作，她说现在深圳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放弃固定工作的有很多。这是一种让女性妥协的家庭策略，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年轻母亲自愿的行为。

　　新京报：职业女性在结婚生子后放弃工作，具体来说是否也分几种不同情况？

　　石金群：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立刻辞职做全职妈妈，一种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实在心力交瘁，只能辞职。我们接下来就想问：为什么是女性妥协？这当然有传统的父系家庭因素作祟。女性妥协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传统的家庭分工会倾向于觉得母亲更适合全天候带孩子。比如，现在通讯发达，学校老师会在手机微信或飞信上建各种“家长群”，把孩子的父母都加进去。但实际情况是，一旦孩子遇到了问题，比如说调皮捣蛋、不肯交作业、或者郊游需要家里准备东西，老师只会给妈妈发信息，从来没爸爸什么事儿。他们理所当然觉得这是母亲的责任，我经常和一群妈妈在一起慨叹这是“拼妈时代”。老师也不会信任祖父母，他们告诉家长，不要让祖父母来出席孩子的学校活动或者家长会。

　　新京报：这种由于抚育问题而导致的女性就业率下降的现象，你如何看待它对家庭和女性自我发展的影响？

　　石金群：对于这种趋势，我是很不乐观的。无论是女性自愿还是被迫做全职妈妈，这种家庭策略都有不小的隐患。从夫妻关系上说，这是夫妻之间在抚育后代问题上协商出的家庭策略，是一种默认妻子方做出妥协退让的做法，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妻子会在道德和情感层面默认丈夫的“忠诚”，但现实并不尽然。由于视野趋于狭窄、夫妻间的话题趋于减少、女性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孩子和家庭上，不注重自我提升、丈夫变心等等问题，太多家庭主妇的家庭里出现第三者。这个现象在道德层面，主妇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但这有什么用呢？她们的情感已经被伤害，夫妻关系也分崩离析，彼此的信任也不存在，这种家庭策略默认了丈夫一方会忠诚，但这是很困难的。

　　我周围有很多这样拼命挣扎的女性。我有一个要好的女朋友，老公挣得多，家里小轿车就有三辆，她生孩子后一直在家带孩子，精神终于走向崩溃。后来她找到一个临时性工作——在幼儿园里给小孩测体温。就这样一个毫无技术性的工作，她坚持要去，丈夫非常生气，两口子发生了激烈冲突，妻子说自己这些年在家天天面对孩子和家务，孤立得厉害，一个朋友圈都没有，已经要发疯。而丈夫觉得妻子身在福中不知福，过的是多少女人都羡慕的日子，却还是不满足。我当时对这个丈夫说，你一定要让她出去上班，让她自己试一试行不行，如果不给她这个机会，夫妻矛盾会更加剧，如果她试了以后发现做不来，重新回归家庭，到时候你们的夫妻矛盾也不会这么厉害了。这个丈夫听从了我的建议，但结果却是——妻子出去上班坚持了一个月，自己就回来了。因为把孩子给婆婆照顾，婆婆身体不好，她只能让步，“我可以妥协，可是接下来呢？”

　　当问及做出这样的选择后，是否担心自己的未来时，这些女性的回答往往是“我就是在赌老公啊，我赌他不会那么没良心”、“我为家庭牺牲那么多，他不能那么无情”、“这是家庭分工，女人照顾家也挺不容易的，老公应该会理解的吧，再说这也是两人商量的结果啊”等等，我想说，这样一种纯粹基于情感信任基础上的家庭策略，在具体实施时是很脆弱的，女性更需要社会制度的保障。

　　新京报：国外在这方面有什么成功的方案吗？

　　石金群：有的，比如说日本，日本的社会分工很明确，虽然现在年轻女性都选择上班，但是结婚后大多数还是“男主外女主内”，在孩子幼年时期，女性自己带孩子，不会把老人扯上。当孩子大一些后，女性想回归职场，则会有一定程度的优待——比如育儿照料假制度。还有一点，日本已婚女性是有权利分得丈夫一半退休金的，即使离婚了也可以。这也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丈夫退休时面临妻子提出离婚的窘境。妻子觉得“我忍了你一辈子了，现在可以解放了”。

　　多制定减轻子女负担的家庭养老政策

　　新京报：除了抚育，养老也是重要问题，目前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是两种主要模式，日本在这方面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吗？

　　石金群：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老龄化，加之日本社会竞争激烈程度比中国更甚，家庭照料功能逐渐弱化，在此环境下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并发展了介护制度——这可以看做是“照顾”和“护理”之间的工作，由社会组织培训的专业看护人员“上门服务”，实施多年来有显著成效。但养老需要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维系三股力量，纵然再发达的社会养老体系，家人的长期照料也不可或缺。而日本介护制度，只关注被养老者，忽略了其他家庭成员，缺乏家庭视角。

　　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更值得学习。比如它正在尝试通过经济补偿法，将一些服务转给家庭承担。在住房上，对有意愿与老人同住的年轻人予以经济上的帮助——在购房时贷款给予优惠，对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制定特殊的家庭个人所得税支持政策等。回到中国的家庭关系现状上，我提议今后在市区建设上应多建造两代成年人吃住分开、能分易合的复合式住房，多制定一些能减轻子女负担的家庭养老政策。

　　新京报：社会养老方面，你的样本里，很多成年子女不会选择把父母送进养老院，家庭养老依然是主要模式；而对于自己年老的规划，有很多人则选择进养老院，这种对上和对己不同的养老态度，很耐人寻味。

　　石金群：其实当时做问卷调查时，成年子女除了选择“自己去养老院”，还有很大比例选择了“其他”。因为这些人认为现在中国城市里的养老体系前景未可知、不明朗。而且，虽然传统孝道责任和社会道德监督的双重压力让他们妥协，不敢把父母送进养老院，但对自己的道德和情感约束则会减少。一些受访者曾斩钉截铁告诉我，老得动不了就去养老院，但言语中却流露出对现实的无奈和亲情的期许。其实即使在西方，进养老院也不是主要养老方式。

　　此外，其实父辈中有些人是想进养老院的，但子女怕被周围人说闲话，也不同意让他们进。但这一辈的成年子女，有没有想过，将来自己的孩子是否愿意让自己进养老院呢？未来的中国城市，究竟是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能成为主流，这个有待观察。

　　■ 拓展阅读

　　《个体家庭i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描述了多元而流动的上海个体家庭，建构了个体家庭（iFamily）的概念，强调以个体为中心但受制于社会条件而代际关系紧密的家庭模式。作者认为今天中国的家庭变迁并不在于从主干到核心这样一种转变，而是在于年轻一代逐渐脱离了家庭主义，每个个体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界定家庭，在自己的利益上选择和决定家庭的结构和关系——并非是自主决定的，它是在具体的语境下与相关家人的互动、协商、妥协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