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折不弯米塞斯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

　　米塞斯是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古典自由主义的捍卫者。终其一生，他的名字也只在很小的圈子里流传。1973年，他在美国孤独去世；第二年，他的弟子哈耶克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米塞斯在经济学思想史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涌现出越来越多关于他的专著。而哈耶克却被多数学者视为政治哲学家，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不及米塞斯来得精纯。

　　今日研读米塞斯，最重要的著作非厚厚两卷本的《人类行动》莫属。此书堪称奥地利学派百科全书，对生产过程、市场结构、货币金融等一切经济社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讨论。如此巨著却由一条非常简明的假设不断演绎而成，即人总会尽可能寻找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米塞斯只需要这一条假设就可以推导出整套自由主义理论，而且他在一切细节中都坚持捍卫自己的逻辑，毫无躲避与折中。

　　这种严苛的写作态度正是米塞斯思想最迷人的一点。要知道，米塞斯写作此书时正处在因战争流落美国的落魄之中。他还是要那么写，只因为他认定写作是“关乎气节”的事情。米塞斯在1940年移民美国时已是六旬老翁；1949年出版《人类行动》时年近七旬。就在他到美国之后，偷偷写下一本小册子回忆录，对自己前半生的思想经历作出总结。

　　眼前这本《米塞斯回忆录》，直到他死后才得以出版。现代读者想要了解米塞斯经济思想的来龙去脉，想要了解米塞斯思想与他所处时代的关联，就非读这本书不可。书里并没有提及多少掌故趣事，却对米塞斯经历的环境与人多有明确评价。米塞斯承认，对自己而言，探究当年学术环境的潜移默化，可能比关注生活细节重要得多。

　　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

　　米塞斯与熊彼特、韦伯等都是同辈人，生长在奥匈帝国日薄西山、不住衰落的环境里，充分体会到弥漫在整个欧洲的悲观情绪。当时整个奥匈帝国的主流学术就是繁琐考据、陷于书海的历史学派，以经济史家施穆勒为偶像，方法论上极为陈旧。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接受了这一套训练，觉得索然无味，直至偶然遇上名师庞巴维克。后来米塞斯回忆说，德国历史学派“没有提出过哪怕一个思想”，所以在科学史上，“它连一行都没有留下”。

　　庞巴维克是奥地利学派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秉持了奥地利学派开创者门格尔的演绎思维模式，对当时如日中天的马克思《资本论》提出严厉批评。初创的奥地利学派远非主流，所以参加庞巴维克讨论班的人并不多，但日后其中倒是涌现出多位经济学大师例如米塞斯和熊彼特。当时课堂上比较活跃的两个学生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鲍尔与希法亭，都抱着捍卫马克思的决心来向庞巴维克发起挑战。

　　庞巴维克未必完全说服鲍尔与希法亭，但至少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鲍尔在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担任外交部长，坚决反对奥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鲍尔努力在左右之间做着平衡，直到1934年纳粹势力崛起才不得不流亡巴黎。米塞斯感慨说，正是当时鲍尔“克制的态度成了决定维也纳命运的关键因素”。而希法亭后来写出《金融资本》得到列宁赞誉而名声大噪，被认为是“第二国际权威理论家”。希法亭在后来从政期间坚守改良主义，延缓了奥地利陷入灾难的时间表。

　　米塞斯比他们都要冷静得多。米塞斯很懂政治，但并不想从政，只想继承和发扬庞巴维克传统，在大学里授课和开设讨论班。米塞斯长年都只是大学里的编外教师，不怎么拿工资，以私人的名义开设讨论班却引来大量年轻人。米塞斯在维也纳的讨论班坚持了十几年，成为日后蓬勃壮大奥地利学派的摇篮。从名单来看，经常参加讨论班的不仅有哈耶克、马克卢普、摩根斯坦恩等后来成名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吸引来现象学家舒茨、历史学家沃格林以及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从一个战场转向另一个战场

　　1918年一战结束，奥匈帝国因战败而不得不解体，米塞斯兼职成为奥地利赔偿委员会联盟董事。国家分裂这件事表面上并没有影响到米塞斯的讨论班，但在思想上实有重大意义。米塞斯对十月革命的路径再了解不过，现在又不得不直面社会主义思潮对奥地利经济社会的改造。米塞斯在1922年出版了《社会主义：一个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这本书力图在逻辑上证明社会主义经济的无效性，成为日后学术史所谓“社会主义大论争”的先导，也对青年哈耶克产生重大影响。

　　刚刚应付完这件事，奥地利很快又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问题。米塞斯对滥发货币来解决经济危机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再熟悉不过，他知道新一轮战役又来了。米塞斯抓紧时间投入货币与信用问题的研究和写作中，写出重要论文《货币单位的稳定》。经过他和一些学者几年不懈的呼吁，奥地利终于恢复预算平衡，停止通货膨胀。未等米塞斯喘口气，银行危机接踵而至。米塞斯又鼓起勇气，写出名作《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对经济社会的悲观情绪从未在奥地利消失。每当这种情绪变得浓重，政府就会想着多做一点事情来干预经济。米塞斯深知，这样一来反而会对奥地利带来更深重的灾难。所以米塞斯一直在用写作来抗争，从一个战场转向另一个战场。我们时常能在米塞斯的写作中看到“官僚体制是一种恶”之类惊人之语。通过这本回忆录，对米塞斯的处境多一些同情，这样强硬的句子便不再那么难以理解。米塞斯最终还是感叹，虽然自己竭尽全力，也只是让灾难晚一点到来而已。

　　回忆录保留一个再真实不过的米塞斯

　　这段时期里，米塞斯也一直为商会工作，从商会领取工资。他在商会里接触了大量奥地利文明衰败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史料。所以米塞斯看似不做什么经验研究，实质上已在日常工作中无数次地检验过自身的理论，然后再投射到现实的抗辩之中。商会的工作使米塞斯能独立于学界和政界，不妥协地发表言论。

　　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大爆发，一战遗留下来的各种经济问题开始显现，而学界再一次为计划经济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而陷入争论。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对米塞斯提出严厉的批评，提出一种“竞争性社会主义理论”。米塞斯对这场争论已无兴趣，把重任交给了哈耶克，促使哈耶克写出一系列惊世论文，从知识论角度重构奥地利经济学。呆在维也纳的米塞斯则对现实失望透顶，转而研究方法论问题。也许他已经预感到了未来命运，不必处理眼前问题，而要为大灾难里的人们准备好思想工具。

　　1934年，纳粹的影响越来越大，米塞斯和他当年同学鲍尔一样避走瑞士，几经转折，最终在1940年定居美国，这本回忆录也就停在了这里。哈耶克后来回忆说，米塞斯在美国的生活虽然孤独，但还比较安逸，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软化了米塞斯的倔强性格。《人类行动》中的傲气已不那么容易被发现。但这本《米塞斯回忆录》还保留一个再真实不过的米塞斯，与当年哈耶克在讨论班上接触的那个老师一模一样。

　　□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