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浪：寻找历史声音的“搅局者”

　　“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在《老歌的发现》新书读书会上，面对寥寥数十位读者，杨浪把这一段唱了两遍。

　　这是当年第四野战军的战歌，听起来慷慨激昂，振奋人心。有评论说，“听了这首歌，你就知道为什么第四野战军当年能横扫天下了”；杨浪则于“因人废曲、因人废事”之外，感受到了某种凋零与落寞。唱完，他接着说：“好歌啊，不能唱啊，我要再不说，‘四野’老人死光了，我也死了，这歌就不能留下了。历史的声音是这样的。”

　　杨浪不断搜集资料，“既有清末民初工尺谱的唱本，又有‘文革’中交响音乐《沙家浜》的指挥总谱；有20世纪30年代百代唱片的总目，还有一大批解放区的油印歌本”。从这些个人收藏中，他发现了那些“历史的声音”。

　　读书会现场，杨浪说着唱着；《老歌的发现》这本书，用多媒体的方式做了一个“朗读版”，读者扫描书中附有的二维码，就能听他读，听他唱。正是通过这样的交互，这些曾经深刻影响世道人心的老歌，连同其背后的历史细节、后来的跌宕命运，再一次被听见、理解和审视。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音乐记忆 记得小学一年级时听到的歌

　　在新书中，杨浪开篇就说“我小时候好像是有点音乐天赋的”，读书会现场，他加上了一个短句——“恬不知耻地说”。某一天，花一毛钱在新街口买了根笛子，他不久完整吹出了《我是一个兵》。后来，口琴、二胡、手风琴等乐器也由自己摸索出来，“无师自通”。

　　尽管过了花甲之年，说起这些，杨浪不无得意。如同顺坡下山，他“再恬不知耻地”接着说：“我有强大的音乐记忆，这是没办法的事。我记音乐，不但记旋律，很多老歌的词都记着。”

　　聚会时，老歌常不期而至。小学一年级时，杨浪听到高年级同学的表演唱，唱的是一首《星期天》——“有那么一个星期天，我家的门口一拐弯儿，有一个老奶奶在路边。她拿着一根长拐棍，提着那东西一大篮儿，走一步，挪一点，走了半天也没多远儿，她说是要去串亲戚儿呀，忘记住在啥门牌。我赶忙跑到她身边，左手搀她的胳膊弯，右手又提起了她的竹篮。走胡同，看门牌儿，带她找到那一家儿……”——就是这么一首以助人为乐为主题的歌，几乎失传，但是五十多年后，小学同学聚会时，“居然有好几个人还记得”。

　　甚至到了美国，兴起之时，杨浪也会来一场即兴的“我爱记歌词”比赛。在一家中餐馆，杨浪曾和一位男低音歌唱家“过招”，你一句我一句，见招拆招。唱到最后，他劈头就来“有个孩子，住在河那边”，往后怎么唱却完全想不起来，这时，歌唱家“接招”——“从小失去亲爱的爹娘；快活得像春风，自由得像飞鸟，他轻轻唱着一支歌……”，一气呵成。杨浪承认碰到了“对手”，从此，两人常在微信上隔海唱和，“强化对老歌的记忆”。

　　杨浪酷爱唱歌，但不是在歌厅当“麦霸”，而是从北京各大公园，唱进合唱团，加入有专业指挥和专业歌手们的集体训练。一般人的印象中，“老歌”专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而杨浪关注的，绝大多数传唱于70年代末。在这样的时空变化中，他一次次展现自己的音乐记忆。

　　“我并非对那个激情而又狂热的年代有什么留恋，倒是说明在一个少年社会化的形成过程中，音乐曾经有过多么深切的影响。”杨浪说。在他看来，那时的音乐贵在“真诚”，“激荡着，感染着那个时代的人”。

　　思潮碰撞 第一次听邓丽君是在战场上

　　对杨浪来说，老歌的“下限”在邓丽君。此后，他能跟上歌曲的旋律，但演唱者是谁、歌词是什么，他就不大知道了，“不是兴趣所在”。

　　1978年以后，“文革”结束，思想松动。其时，杨浪在云南当兵，因为地处边疆，一些有走私嫌疑的物件从缅甸流向内地，其中早已红遍港台的邓丽君，“从边疆的缝隙里‘嗞’进来”。次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他第一次听邓丽君就是在战场上。“那是一种此前全然没有听过的唱法以及从来不曾听到过的歌。按现在的话说——走心哪！”

　　慢慢地，“邓丽君们”在民间流传开来。1980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社评选“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收到25万封听众来信，结果在评委中发生了争论：20首歌里，大多是“缠绵温柔的抒情歌曲”，如《妹妹找哥泪花流》《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永远和你在一起》，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排在最后。

　　当时，歌声背后是意识形态在争夺、交锋，文艺界也因此展开了一场争论。4月，一百多名在北京参加汇演的歌手公开发表了《高唱革命歌曲的倡议书》，号召人们“积极行动起来，用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声抵制那些靡靡之音”。杨浪认为，“靡靡”者，当时最容易让人想到的，当然是邓丽君。

　　紧接着，解放军总政治部发文，向全军推广包括《向国防现代化进军》《战友之歌》《我爱我的称呼美》在内的12首革命歌曲，要求“全军就此掀起一个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这种情况似曾相识，这种事老来。”新书读书会现场，杨浪感慨说。不过，当时作为云南某工兵团队的文化干事，他得努力教歌、指挥唱歌。对于推广“效果”，他甚至调侃道：“那个时候，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在城市兵多的连队或许有一点，不过已经被我‘掀起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掩盖住了。”

　　杨浪去一个连队教歌，副指导员是个山西人，配合他教唱，主动示范，反复唱“我爱我的称呼美”，听起来却像“我爱我的情妇美”。正是副指导员的乡音，使杨浪记住了那首歌。不仅如此，三十多年过去，这些歌的部分旋律，仍然“像在记忆的筛子里摘谷粒”，“细致而又真实”。至于音乐形式，他觉得，优秀的抒情音乐与充满“战斗”性的音乐之间不必扬此抑彼，“自然、丰富多元化的好”。

　　发现历史 老歌、笔记本、地图、墓地合奏“交响”

　　教完歌不久，杨浪被“借调”到《中国青年报》，开始了媒体生涯。后来，又跳脱出来，进入企业，如今是一家知名公司的董事长。如此履历，甚至在读书会现场，都引来媒体人“请教”转型的问题。杨浪的回答，重点只有一句——“把你的角色扮演好，但是，我是把自己玩好”——接着，他坦承地图、老歌、老照片、老笔记本，是他这几十年的“玩法”。

　　杨浪藏有各种地图，以不同年代的军用地图为主，先后出版了两本《地图的发现》。他搜集“老歌本”、老笔记本，还爱好“逛公墓”，且不时有令他惊喜的发现。他收过一个1948年清华大学合唱团的歌本，4月清华大学还在国统区，学生们大唱“左派歌曲”，甚至包括《黄河大合唱》。“这太好玩了！可以策划一场音乐会‘1948清华的歌声’，民族命运转折之时，清华校园内当时唱着什么歌？”

　　今年清明节，杨浪去八宝山扫墓，突然看到李桐树的墓碑上刻着“国家礼仪用曲《葬礼进行曲》作者”，心中“大乐”——他认为《葬礼进行曲》是“特别棒的音乐”，一直想知道创作者的姓名。这一“发现”，被他写进了《哀乐故事》一文，收入新书。

　　事实上，歌本、笔记本、地图甚至墓地，无不隐藏着历史的“声音”，杨浪深入挖掘，以细节丰富历史肌理。今年初，杨浪注释出版了一本《中国记忆，1966》，图片由法国摄影家索朗日·布朗在“文革”时拍摄。接受媒体访问时，他说：“我们这代人不断用各种形式提醒人们要记住历史。”

　　这一切，都是杨浪在业余时间完成的。前几天，他应邀参加2015国际地理信息科学研讨会，他用手握的材料发言，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肯定。“我当然是个‘搅局者’，就是一种异质的文化关照，去带入到那个专业的学术规范里面去，渐渐地被他们理解和接受。”杨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