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当剧协主席是桩“俗事”不如在舞台上生活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夏天，演员濮存昕年满62岁了。这想必是一个很多人听到会惊讶的数字。在生日前不久，濮存昕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成为田汉、曹禺、李默然、尚长荣这些戏剧大家的继任者。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来人都要对他道喜一番，他努努嘴，一脸严肃：“这是一个被浮名所累的事情，你别被它累着，该干吗干吗，也不是你要干吗，是大家要干吗，但要知道大家要干吗我就踏实了”。私下里他把这称之为“一桩俗事”，听不得半句恭维，一副“就此打住”的表情。

　　【台上】

　　“我不是学院出来的，在很多人眼中也并不是最好的演员。”

　　媳妇说亏你小时候腿有病，否则不定狂成什么样

　　剧协主席、人艺副院长、政协委员、公益大使……显赫头衔不少，唯独演员，是濮存昕最为看重的身份。

　　濮存昕生于1953年，父亲苏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和导演。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跟着父亲到人艺蹭饭吃、蹭澡洗，是他最美好的童年回忆。至于“演员梦”，他却不是一早就有的。两岁那年，因患小儿麻痹症，他落下了一只后脚跟不着地的缺陷和“濮瘸子”的绰号，经过治疗，九岁以后丢掉了拐杖。假如不是幼年这段自卑的经历，濮存昕大概不会有如今这般谦和淡泊的个性。他曾在自传中写道“这一点，我媳妇看我看得最明白。她说：亏得你小时候腿有病，否则不定狂成什么样。因为你其他条件比较好，肯定会受宠的。偏偏有那点缺陷，所以还有点儿自卑、自尊，挺好”。

　　1966年“文革”开始，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濮存昕没多久就加入了红卫兵组织。三年后离开家，下乡去黑龙江，他被派去农场放马，“那是我一生难忘的浪漫经历。那时候，别人都在下大田，远远看着我赶着马、骑着马，都很羡慕”。因为对马的情结，濮存昕在去年买下了一匹八岁的高头大马，取名“知青”。在他眼中，马与人有着共通之处，“马的性情很像我们人类，我们服从的时候非常明事理、知分寸，我们个性的时候也很犟”。

　　“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濮存昕回到北京，备考空政话剧团学员班。考试中正好有一道小品题就是《刷马》，他凭借生活经验顺利通过，和李雪健、王学圻成了同学，进剧团跑龙套。他在空政的第一个重要角色是王贵导演的话剧《周郎拜帅》，他饰演“周瑜”，也是这个角色让人艺的蓝天野注意到他，并推荐他参演人艺话剧《秦皇父子》与郑榕演一对父子。1986年，濮存昕被借调到人艺，年底正式调入工作。

　　但当时濮存昕的表现，并未让蓝天野满意。他转而向于是之求教，对方甚至不知该从何说起。

　　遇到林兆华才“上了道”，遇到《李白》才开窍

　　几年前，濮存昕重看了自己出演的电影《蓝风筝》。“我能感受到，全靠田壮壮镜头营造的功力，将我那时不自然的表演状态隐了过去，而片中的李雪健、郭宝昌、吕丽萍等，表演都比我强得多”。他回忆起一个细节，电影里一只泥塑的小马掉到地上摔断了脖子，他有一个在灯下接马脖子的特写镜头。看样片时濮存昕对自己夸张的演技脱口而出“目不忍睹”，坐在前座的摄影师侯咏回了句：“你也知道啊”。

　　一度懊恼“怎么就上不了那个台阶”的濮存昕，在人艺遇到了贵人林兆华。通过跟林兆华导演合作《哈姆雷特》《白鹿原》《建筑大师》《大将军寇流兰》等作品，他开始渐渐上了道。他如此形容“上了道”的情形：“好像有一扇门突然间开了一点，里面的空间比原来的甬道宽得多，或是那屋子里面还有很多门，你可以任选一扇门进去，（发现）原来这扇门和那扇门是通的”。

　　话剧《李白》是他的另一个转折点。1991年，这部由他父亲苏民执导的话剧第一次排练时，濮存昕不过38岁，每演完一场都感到体力透支，甚至在演出期间喊哑了嗓子而去医院打封闭。到了2003年再演该剧，疲劳的状况反而消失了，周围所有人都发现“小濮演戏不一样了”。那段时间正是濮存昕刚刚被委任人艺副院长的时候，演戏和其他事务纠缠一通，竟与《李白》剧本中的情境不谋而合。“那个时刻，脆弱和敏感，会啪一下，全涌出来。以前有人说演员在舞台上能够尽情尽兴，我觉得应该是像于是之老师、朱琳老师、英若诚那样去演戏。现在，我也可以那样演戏了。我好像突然间脱离了技术状态，可以任意地去……多呼吸一口气，或者我敢停下来”。

　　由于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演戏，濮存昕至今谈起表演仍是诚惶诚恐：“我不是学院出来的，在很多人眼中也并不是最好的演员”。年纪渐长的他对表演事业抱以“求冠居二”的心态，即“甘当第二，但要在第一梯队里，不见得非要争第一，差那么一点没关系”。

　　【台下】

　　在剧院他就吃食堂，出门喜欢套件公益广告衫

　　演了几十年戏，甚至每年有大把时间都在舞台上度过，濮存昕开始逐渐学会“在舞台上生活”。对他而言，在舞台上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不像表演的表演，但还是表演，只是‘不像’。它是一种生活，但是是一种为别人看的生活”。在今年年初的话剧《万尼亚舅舅》（图3）的舞台上，濮存昕饰演的“万尼亚舅舅”像一块破布似的被人丢在墙角。他几乎从头到尾没下舞台，那慵懒、懒散，对生命的厌恶、放弃，就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时刻传递出来。有人说，濮存昕是不是在台上睡着了，也有人说，这是濮存昕最好的表演。将剧中人与自身合二为一，几乎是濮存昕一贯以来的创作方法，演《白鹿原》（图2），他一副关中农民的模样，演《伊凡诺夫》（图1），他留长头发，似个颓废的知识分子。

　　舞台之外，他保持着本真、敏感与善意。他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简单，从没什么藏着掖着。充满棱角的五官让他在不笑的时候显得严肃、忧郁、心事重重，而这种时刻却是少见的，因为他永远在笑，那一抹笑把笔直的线条晕染出柔和的光泽。

　　濮存昕有一种本事，让每个人都感觉如沐春风。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与人为善的本能，对象包括同事、同行、媒体，乃至素不相识的人。年纪大点的管他叫“小濮”，平辈、晚辈叫他“濮哥”，生分点的喊一声“濮老师”。在传记《我知道光在哪里》中，记者孙小宁形容，“他是透气的人，因为透气，所以生命可以陷进去很多东西……他出入自由，连墨镜都不需要”。

　　在剧院，濮存昕跟每一个路过的人招呼寒暄，拉拉家常，一驻足可能就聊上大半天，只要后头没事，也就不着急走。除了排练场和化妆间，实际上，濮存昕在剧院的办公楼里有那么一间办公室，他管那叫“小屋”，演出排练走不了的时候在里头休息打个盹儿。小屋藏得有点深，在一个安静幽暗的角落，屋里落满了书籍报刊，年轻点的同事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戏外的濮存昕，生活很简单，在剧院就吃食堂，回家也常是下点冻饺子、面条。衣着用品从来看不见牌子，由于是好几个“公益形象大使”，他常常就套着一些公益广告衫，搭配一个双肩包，风尘仆仆地来去。几年前，北京青年戏剧节有过一个纪念品帆布包，濮存昕用马克笔在包上大大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好长一段时间背着它去了各种场合。唯独一次在人艺的排练场上见他西装革履打领带，跟往常有点不一样，他凑过来低声说“晚上要上节目”。

　　“不称职”的副院长，只能靠演上百场戏“赎罪”

　　结合了艺术成就与公众知名度，加上私底下简朴随意的作风，无懈可击的好人缘，濮存昕被委任为人艺副院长，被选为剧协主席，获得各路公益品牌、商业品牌的青睐这毫不奇怪。尽管最近十多年，他将大把时间精力投入在戏剧舞台，影视作品并不多产，却依旧维持着较高的出镜率，在电视上，地铁、公车的灯箱广告里朝你微笑。

　　被推选为剧协主席是“一桩俗事”，而人艺副院长则是曾经一度想辞辞不掉的职务。他热爱的始终是演戏，只有这一件事值得细细琢磨。在剧院里，他不参与管理，只参与意见，他自认副院长当得“不太称职”，而作为“赎罪”，每年又扎在剧院演上一百场戏。“一百场戏，你真是一点时间也分不了心，只能求得剧院的谅解。因为我父亲是这个剧院的老人了，咱们小辈儿不能丢脸”。在这一点上，濮存昕比他的前辈曹禺、于是之更坚持和幸运，两位前辈大艺术家的后半生皆因担任管理工作而难以专注创作，甚至造成精神的痛苦。

　　时至今日，他也没有签经纪公司，没有经纪人，连助理都没有。他把自己叫做“组织的人”：“我们这一代从小受的教育是有组织观念，而且离不开组织”。他没有自己的文化公司，人家说，那你个人所得税得交多少啊，他答“我实在不喜欢为了避税去弄一个公司，太累了，我不做。经济上的事情我一点也没兴趣，还是按照自己的本色去生活”。

　　他沉浸于演员的身份之中，这个职业带给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当年下乡插队，在业余宣传队里混日子，一起混的人各个都觉得自己比他强，回城以后在菜站、理发馆工作，真正干文艺的没几个。“我们这个行当能做得很完美，多好啊，你是一个很福气的人，应该知足，什么都得到了，现在去做直觉上自己喜欢的事就没错了，做什么都是对的”。在濮存昕眼里，不会再有别的事情比演戏更重要，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演好戏就行了，其余皆是浮名。“我最得意的时刻还是在舞台上，哪能是得意在主席台上跟人喝着茶，念那些非念不可的发言稿呢？我老是把那些概念话、套话去掉，但必须得念，可真不愿念啊”。

　　面对体制，他扮演着心直口快的谏言者角色，又自有其柔软的应对。一方面，他批评剧院，批评文化体制的言论屡屡见诸报端，说的全是实在话；另一方面他心里清楚，“我是副院长，一定不吵架，不抗争，不拉帮结伙搞宗派，但艺术是挡不住，创作是挡不住的，这是我们的生命本身”。

　　C10-C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然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