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说

　　濮院长、濮主席……以前被很多观众认识的那个热心公益的濮存昕，身份越来越多，演员之外的濮存昕现在是谁？当记者与熟悉的濮哥坐下来，他也想聊聊自己，用自己不同的身份去看待不同的问题。

　　濮院长

　　在人艺，濮存昕是濮院长。不过这个濮院长不做管理工作，主要是演演戏，提提意见。濮存昕有他的自知之明，他自认不懂管理，是个“不称职”的院长，所以濮存昕靠每年演一百场戏来“赎罪”，担当人艺的门脸儿，参与、主持剧院的对外交流活动，倒也乐在其中。

　　“我一直觉得当副院长是走错路了，当领导是一门学问，我就是一个演员，说起来还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我总觉得自己对。实际上做领导不仅仅是对错的问题，更有操作方法的艺术。演员总爱强调个性，但做领导偏偏要将个性隐去，代之以大局观和服务性，这恰恰是演员很难适应的”。

　　“这个剧院怎么办，你去吵去。整个大空间，你没有力量去力挽狂澜，你可不是救世主，也别把自己当做领军人物，你有真知灼见的话，合适的时间说，没有合适的时间闭嘴，这就是苏东坡的经世之道，经过它，留给后人评说。今天争名夺利都是小的，最后是‘了’”。

　　濮主席

　　今年7月，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个全国各路大大小小的剧种每五年一度的大会上，宣布了濮存昕当选中国剧协主席。

　　“我妈妈（把当主席）告诉我爸爸了，他现在有点脑血管硬化，听到之后没什么反应。我猜他一定会觉得我胆儿太大，怎么就跑到那个位置去了，他对我要求一直很严格”。

　　“该干吗干吗，也不是你要干吗，是大家要干吗，要知道大家要干吗我就踏实了。大家要干吗，这里面跟政府行政系统是否出现矛盾，矛盾点是什么，我们能发表什么意见，不能发表什么意见，也就是这点事。更多的是你要关注，在乎这些戏剧家们，吃舞台饭的这些人。舞台是什么，一个地方的夜生活，也是一个城市的气质和性格。我们要让大家喜欢剧场，更多人以文化消费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台上的演员共同去营造一个戏剧的经历，这是互相之间的。我一天到晚地演，不是弄一个盒带复制，一场最多900人看，我一场一场地给你演。舞台是面对面地一起把生命流逝在此刻，是真人实实在在的生命在台上，就为你这900人演出。影视像是集市，随便你了，我有什么货都摆这儿了，戏剧是私人派对，有资格才能入场，你买票来，冲着谁来，导演、演员、编剧，还是冲你感兴趣的话题来。所以演出票是最贵的，是非常高贵的文化消费。观众越来越多，我期待的就是这个，不能老让观众说出还是老人好，戏剧家们不能辱没自己的行当。我也都过60了，一定有不行的时候，进不了新东西的时候，那就该退休了，不要再指手画脚了，那时候再指点江山，那糟糕透了”。

　　“我说的这些，不见得很多人同意。特别是戏曲，这个行当我并不是专家，只是话剧这部分，我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但也是一家之言。你是大家伙儿选出来的，政府这个系统同意委任，经过投票大家都同意，聚所有人的期望，你成了一个场面人，被推到前头来了，这是一个被浮名所累的事情”。

　　濮哥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是谁第一个管濮存昕叫“濮哥”，但濮哥这个称呼，在北京人艺早已经叫开了去。排练场上下，不论年纪长幼，大到林兆华导演这样的前辈、贵人，小到刚进人艺的年轻演员，都见了面叫“濮哥”。据说在人艺，有人要是喊“濮院长”，濮存昕还假装没听见，一叫“濮哥”才高兴地回头。

　　“还真没注意什么时候就有这么个叫法了，单位的人这么叫我、后来单位外的朋友也这么叫开了，后来连我父亲都叫过‘濮哥’，真把我乐着了”。

　　父亲

　　作为防艾滋病形象大使的濮存昕，曾因将一盒安全套放进女儿的行李箱而招致巨大的争议。女儿濮方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就一直帮父亲打理着公益事业。

　　“她（濮方）从小是个顺眼的孩子，不艳丽，但舒服，长大了也是个踏踏实实的性子。女儿学的就是文化管理，从美国回来后，她帮我把很多公益项目都做起来了，这样她就有机会到山区去，到边疆去，到穷苦的地方去”。

　　“我跟我闺女说，别怕别人占便宜，你付得起的。她从美国回来，学过营销的，合同、谈判，有些事情跟人较真，那是她学的。我就跟她说，如果你在中国的环境，要为人处世特别好，就是千万不要怕人家占便宜，一定给别人，一定要合作。你够了，你就能给”。

　　姥爷

　　2014年，小外孙女的降生让濮存昕成了“姥爷”。提起这个家中新成员，濮存昕难掩慈爱。

　　“外孙女长大也就是我们变老。我们都忘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看着她，我们会想到自己的小时候。老人的怀旧往往是从孩子那儿点燃的，看她懵懵懂懂，现在已经会走了，一岁多，还不太会说话，能够叫爸爸了，还不会喊姥爷”。

　　公益达人

　　因为公益，濮存昕保持着居高不下的曝光度，从防治艾滋病，到关注儿童心灵教育，保护环境等公益活动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其实公益头衔现在慢慢少了，艾滋病宣传员还是。卫生部比较灵活而且渗透比较深，他们做的民间活动，各方面都需要我去，我也做得比较好。不仅卫生部，还有外国机构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些”。

　　“在今天，创造个人财富和创造社会财富越来越趋于一致，我觉得是没错的。该挣钱挣钱，不该挣的一分不要，该掏钱掏钱，就这三句话平衡了。在2000年前后，我做慈善工作越做越开心，因为所有人都帮助你，不是你一个人拼命做，而且我们也有种特别的责任感。现在太多的基金会做什么去了？敛完钱用其中1/3不到做点事，也没有有效的系统去监控它，所以我后来不再特别踊跃去参加基金会募捐的环节，一些公益的、有倡导性的事情做做，还是对社会有些好处，敛钱的我不去。我就自己弄，弄一点是一点”。

　　广告代言人

　　因为形象健康，正面，具有公信力，即使最近十多年影视片约减少，濮存昕依然可以凭借品牌代言维持着收入与曝光度。

　　“我现在收入主要还是来自商业广告。不过我有自己的标准：医药广告不做，我是卫生部药品宣传员，医药广告我不敢做；房地产广告不接，连剪彩也不去，因为我就觉得不靠谱，你做了广告人家肯定骂你；现在食品广告是尽量不做，以前做过的，合同到期也不再做了。我有一部分广告收入不过手，直接就投到了公益领域”。

　　“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公益的事，接起商业广告才会坦然。又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形象好，在广告空间的信任值比较高，与我合作的这些企业还在常年聘我，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检验。再进一步说，因为做商业广告，获取了一些利润，帮助别人才有底气。做公益，去帮助别人，不需要我砸锅卖铁，卖房卖地，不会成为我很大的负担。当然力有不及或道理上说不通的我也会拒绝。总之一句话，我不希望自己为此所累，不希望因此而耽误我在演艺方面的追求”。

　　演员

　　这个称谓应该是大众对于濮存昕最直接的认识，演员，不是明星，濮存昕也从未把自己当成一个明星，因为他没有负担，所以他连经纪人都没有。和演戏一样，他做很多事靠直觉。

　　“你说濮存昕这个演员他这么正，满大街人都知道他长着一张‘公益脸’，我演很多角色就得破这个‘公益脸’，我演话剧《窝头会馆》、电影《最爱》得装上假牙，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拿自己作为对立面去认识的，我要借助我的各种能力使角色有新意”。

　　“到现在，我没有所谓经纪人、助手、经理、公司等，我是靠直觉做这些事，把它简单化。接广告，我只做几个基本判断：你要做这件事的愿望要感动我，这个产品的市场影响会是好的；我这边，也有精力做这件事。那么好，谈个彼此合适的价格咱们再合作。我不会费太多精力讨价还价，基本一个回合。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放弃了也没什么遗憾的，绝不强求。终究我是个演员，得把精力节约到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