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传统：俄罗斯文学的巅峰横亘在前(1)

　　2015年10月26日，上午十点多，北京，依旧阴霾，一片茫茫，一座座高楼，在远处若隐若现。

　　我和一位朋友，在50层的京城大厦顶层，为一项拍摄工作做准备，工作间隙，我们谈到了远游。我说，还是很想去一趟俄罗斯。

　　拍摄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提醒我，手机在震动。看了看，是一位老友打来的，我回了条短信，二十分钟后回电。因为拍摄延迟，一个小时后，我和朋友通电。他告诉我，翻译托尔斯泰的草婴去世了。

　　我有些惶惑，这不就是《复活》的译者吗？在我印象里，他很“年轻”。或许，我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记忆，一直是年少时代的旧影。老译者纷纷飘零，而我浑然不觉。

　　远去的作者与译者

　　逐渐断档的文学传统

　　我记得，我把草婴先生所译的《复活》读断了。当时书脊的塑胶，不是很好。尽管很珍惜，但还是读断了。我央求母亲缝上，可是书太厚，终于没缝上。

　　20世纪90年代，对乡村少年来说，书并不很容易得到，书断了，只能一页页对着看。读完，还是那本书，不过，散成无数页。十年之后，我购买几种《复活》，有草婴译本，也有汝龙译本，单本之外，入手草婴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人文社十七卷本《托尔斯泰文集》。这算是一个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对于少年时代阅读贫困的报复。

　　草婴先生译著等身，我读过的，只有两种，一是《复活》，另一种是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已经不清楚是在哪一个俄罗斯小说选集里读的。

　　我不懂俄语，没有资格参照俄文本评论草婴译本的好与坏。但有一种深刻的印象，俄罗斯经典文学文本的译者们，大多尽心尽力，译本优美，译文晓畅，除了实在繁琐的俄罗斯姓名之外，几乎大多数译本，都与中文小说文字能力无异，甚至比中文小说还好。

　　并且，俄罗斯文学的译者，大多各司其职，各为其主，如冯江南、荣如德、臧仲伦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汝龙译契诃夫，草婴、刘辽逸译托尔斯泰，巴金译屠格涅夫，力冈译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这些，都是公认的名家名译。我的俄罗斯启蒙读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臧仲伦译本。往后的阅读，各家译本，都有接触。

　　大概从俄罗斯经典文学一路读下来的读者，都会碰上一个和我一样的困惑，俄罗斯经典文学在艾特玛托夫与拉斯普京之后，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我阅读开始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结束。艾特玛托夫与拉斯普京在冷战之后，还出过几本书，国内也有译介，但是反响寥寥，熟悉的读者，都只知道他们是《白轮船》与《活下去，并且要记住》的作者。而这两位作家，亦于近年去世，艾特玛托夫逝世于2008年，拉斯普京逝世于今年年初。

　　当然，属于俄罗斯经典文学与先知传统的作家，还属最耀眼的索尔仁尼琴，他也于2008年谢世。

　　中俄两国，都在遭遇同一个问题。俄罗斯继承其经典文学传统的作家，纷纷凋零，而在中国的翻译界，同样是老一辈的译者在故去。

　　我所知，我所阅读，我所理解的批判现实、张扬宗教道德与人性光辉的传统俄罗斯文学，连同这些作家，一起埋葬了。没有后继者。

　　让我再回顾一下我所知的，已去世的俄罗斯文学的译者名单：

　　汝龙：1916年-1991年

　　力冈：1926年-1997年

　　刘辽逸：1915年-2001年

　　巴金：1904年-2005年

　　田大畏：1931年-2013年

　　臧仲伦：1931年-2014年

　　草婴：1923年-2015年

　　我们还可以将这份尊荣的名单开列下去。但这不是最主要的，这份逝者名单，说明的事实，相当残酷，我们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工作，实际上在20年之前，就大体上已经结束了，或者说，停滞了。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各位译者的年龄及去世时间，就足以了解。查阅各位译者出版记录，属于上述七位已去世作者的最新译本，是臧仲伦先生所译《往事与随想》，译林出版社出版于2009年。但这仍属于一项我个人认为必要性并不太大的重复劳动，项星耀先生所译《往事与随想》全本，早在1993年就已出版。我所读的，是项星耀译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国内几家出版社重复出版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不在少数，如托尔斯泰的《复活》译本，至少有三四个之多，并且每位译者，都堪称一时之选。换一句今天流行的词汇，这明显是资源配置过剩。

　　特殊年代，文学饥渴，翻译繁荣，自不难理解。但如果反过来看问题的话，为什么只有俄罗斯文学在国内出现如此大规模、成系统的翻译，并出现几位优秀译者争译一位作家的现象？

　　从中国国际关系的变化角度去讲，老一代译者中，受良好俄语教育的不在少数，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俄罗斯文学译本的人才基因。翻阅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的履历，大致的人生经历，都有相似之处。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这批译者接受俄语教育，并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走上翻译之路。经过时代蹉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批译者，重新恢复翻译工作，因深知时光不容虚耗，发奋以求遂早年之志。

　　同样，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界，存在着深刻的人才断代。这既是政治环境造就的，同时，也有俄罗斯文学自身的因素。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俄语是我们应试教育中的“非英语”，其实际地位，就是一门“小语种”。背后原因，与俄罗斯（前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衰退有关，也与中国“文革”之中开始选择调整国际关系有关。在这一背景之下，人才断档，势不可免。而且，我们可以预判这种人才断档，还将会持续下去。

　　译介的政治逻辑

　　归纳为“批判现实主义”

　　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缘，也由于现代中国的政治演化，中国读者对俄罗斯近代史留下的问题，也更为关切。

　　近代史上，中俄两国，都是衰颓中的老大帝国。一百五十年前，两国都败于英法而促动国内改革；上世纪之交，又都败于日本而引发政体维新或国家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协约国方面的参战国，一个未及停战而帝国崩溃，另一个则因战胜受辱而促动国内革命战争；最终，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在一战之后，交织起来。百余年来，或暗通款曲，或缔秦晋之好，或结睨墙之怨。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结盟与现实政治、国家利益的冲突，时刻在主导这出百年分分合合的大戏。

　　国运不昌，天步艰险，遂使知识界向文艺寻求解决问题之出路，这又是中俄两国在近代史上同构的主题。在这里，一战后中国以战胜国而操弄于英法日之手，失地丧权，又成了将中国知识界推向新生苏维埃俄国的重要砝码，并引发新的思考。旧邦之新命，不仅在于形式上的革旧布新，去清王朝而建共和国，也不仅在于去军阀而整合新国家，更在于寻求主权之独立，民族之解放，人民之自由。

　　由于俄罗斯的“文艺复兴”（指19世纪俄罗斯文艺全面复兴之盛况）发生在前，给予了中国短暂“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代知识界以借鉴。

　　我们应当认为，在以俄为师的意识导向之下，从整体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事业，并非仅仅是发生在知识界中个别人的趣味问题，而是蕴含了知识界整体上对现代中国的追求。同样，这种政治性的译介，也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新浪潮。而俄罗斯小说的特性，又提供了一种足可资参考的内涵。在俄罗斯传统文学中，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门写作技艺”，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的承载体。

　　部分已去世的俄罗斯文学的译者

　　汝龙 1916年-1991年

　　江苏苏州人。第一部译著是高尔基的长篇小说《阿托莫洛夫一家》，于1946年出版。至今已翻译了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许多作品，但最大的成就是花费毕生精力，翻译了契诃夫全部小说和戏剧。

　　力冈 1926年-1997年

　　本名王桂荣，山东广饶人。他一共完成20多部俄罗斯文学名著近700万字的翻译，包括《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当代英雄》、《日瓦戈医生》等。

　　刘辽逸 1915年-2001年

　　安徽濉溪人。1949年后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俄苏文学编辑、翻译工作。代表译作为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

　　巴金 1904年-2005年

　　巴金一生翻译最多的就是俄罗斯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散文诗》等、高尔基的《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屠格涅夫》和《草原集》等。

　　田大畏 1931年-2013年

　　剧作家田汉之子，长期从事苏联文学研究并多次出访苏联。在其译著中最著名的是与人合译的索尔仁尼琴著作《古拉格群岛》。

　　臧仲伦 1931年-2014年

　　江苏武进人，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翻译通史专著《中国翻译史话》，并翻译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