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蜡像

　　比起“交流”这个和缓平庸的主题，也许“碰撞”才是真正的本质，中英双方就像两块不规则的拼图，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双方所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两块拼图拼在一起，发觉不合适，再拆开，然后再拼在一起，但两者之间却总是存在着一条裂隙，时而缩小，时而扩大，哪怕是像志刚那样对林则徐蜡像零距离的接触，但却总给人的感觉是咫尺天涯。

　　眼前的蜡像栩栩如生，令观者莫辨真假。对奉使初访西洋诸国的清国钦使志刚来说，参观英国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乃是一次诡奇之旅，“不异乎假者逼真，尤怪其能使真者疑假，而竟莫之能辨焉”，但最令志刚意外的是，在这座距离故国万里之外的异域城市，他竟然与他心仪已久的英雄林则徐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无言交流。“其身不长，其貌不扬，颧平面圆，存我冠裳”，尽管眼前的林则徐当然也是一尊蜡像，但却与蜡像馆里那些西洋“各国君主后妃及古今著名公卿将帅、奇杰名士”并肩而立，足证西洋人士同样对这位中国伟人尊崇备至。

　　对志刚来说，他心中必定会想起27年前那场发生在中英之间的战争。战火延烧帝国东南沿海，清军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下节节败退，夷人兵舰甚至一路北上，直指京师，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眼前这位昔日的钦差大臣在广州厉禁鸦片所致，自从那场战争之后，大清帝国不得不面对以英国为首的西洋各国势力的到来，从最初的拒斥、反感，到如今接受、容纳。尽管双方之间仍然颇多龃龉，民教之间的冲突和边疆战衅时有发生，然而这个封闭的帝国毕竟正向着自强开放的道路前进。志刚作为一名满人官吏，如今却得以游历西洋诸国，站在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里，就是明证。而他站在林则徐蜡像面前时，最大的遗憾就是与这位最早直面筹谋洋务的一代名臣“觌面不能共语，以问安边之方”。

　　志刚对林则徐的感情一如今日中国人心中情感，不仅将林则徐看作是放眼看世界之第一人，更视为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然而在英国人眼中，却未必如是。倘使志刚能够看懂英文的话，他一定不会对英国得出如此善意的结论，因为蜡像馆里对林则徐的介绍是“对华战争的始作俑者”和“销毁了250万英镑英国财产的罪魁祸首”——丝毫没有提到这些巨额的英国财产其实是鸦片——“他和他的小脚老婆是唯一在我国被展示的这类人物”。

　　实际上，志刚觐见维多利亚女王时的遭遇也同样如此，他亲耳祗聆“英国大君主”“回问中国大皇帝好，又面言此次接见中国初派钦差，心中甚喜。办理此举，甚为合宜”，但这不过是外交礼仪中的客套虚应，维多利亚女王本人的日记中倒是提到过自己对中国使臣的第一印象，“就像这边见到的那些彩绘木偶”。

　　尴尬

　　“觌面不能共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中英双方接触时所遭遇的尴尬之处，就像志刚见到的那尊林则徐的蜡像一样，双方目光不同，所赋予的意义也迥然有异，而这种双方之间的交流和差异，正是王赓武在他那本不足二百页的小册子《1800年以来的中英碰撞：战争、贸易、科学及治理》的主题。尽管这本小书很容易被视为一本提纲挈领的近二百年中英交流史，但比起“交流”这个和缓平庸的主题，也许“碰撞”才是真正的本质，中英双方就像两块不规则的拼图，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双方所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两块拼图拼在一起，发觉不合适，再拆开，然后再拼在一起，但两者之间却总是存在着一条裂隙，时而缩小，时而扩大，哪怕是像志刚那样对林则徐蜡像零距离的接触，但却总给人的感觉是咫尺天涯。

　　作为一名出身在南洋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显然对这条裂隙感同身受，19世纪到20世纪的南洋正处于中西方之间的这道裂隙上，成千上万“下南洋”的华人，在这片西方的殖民地上感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也慨叹浓浓的中华乡愁。再加之过去百年间时局动荡、政局变异，更让这些人与出使在外的志刚一样，眺望文化血脉所系的母国一如那尊中国蜡像“觌面不能共语”，似真实假，却又虽假犹真。

　　唐德刚曾在伦敦的一次“汉学会议”上见过王赓武，说他这位“小老弟”：“兼具中国国立大学学生潇洒底儒生气质，和端庄的英国绅士型的学者。他说的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和不带地方口音的中国普通话。他底马来语文也相当流畅；其他欧洲大陆底语文亦颇可使用。赓武也长得一表人材。风度翩翩，器宇非凡。看到赓武，就使我想起那时还在向我“口述历史”的顾维钧大法官来（顾氏时任于海牙国际法庭）。我想此子可做个顾维钧型的第一流中国外交家；也可做个第一流的中国‘京师大学堂’的堂长。只因国族不幸，自相斫杀，把这种一流的人材坯子，都给浪费了”。

　　裂隙中的人自然对这道裂隙倍加着意，因此在这本小书中常常可以听到王赓武的一咏三叹。他嗟叹于晚清民国政府空守数万里海岸线，数百优良海港，却不能取英国优良海航技术，打造一支符合大国气势的海军力量，遂使中国“像一头在沙滩上搁浅的受伤鲸鱼一样坐以待毙”。而在贸易上，尽管中国商人的商贸才能毋庸置疑，然而自晚清以降，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意识到保护商人利益应当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像王赓武这样南洋华人对此感受尤为深切，他们在南洋诸岛兴办实业，有些甚至累资钜万，但一谈到母国情势，却无异于是一群弃儿，每当当地风潮暴起，便首当其冲沦为排华巨浪下的牺牲品。

　　而反观英国，鸦片战争一事尽管为国人切齿痛恨，然而却足以显示出英国以商人利益为第一要义的基本国策，一如林则徐蜡像下挂的那个牌子一样，英国人认为林销毁的不是罪恶的毒品鸦片，而是“250万英镑英国财产”，所以为了维护大英帝国商业贸易利益，理应出兵征讨。无怪乎王赓武在书中近乎激辩地提出如此观点，希望中国政府“应将贸易视作关乎国家利益之事，值得加以捍卫，值得为此发动战争”。

　　迷津

　　拥抱传统永远胜于瞻望未来

　　政制治理恐怕是王赓武最为关切之处，也是这本小书的压卷末章。一个半世纪前志刚在出使西洋时就已经注意到西洋制度与中土的差别，他经历过一场贿选引发的纷争，这使他感到选举虽然，然“选举不公，弊又从此而生”，而且真正的贤人很可能因“不求闻达”，反而“寂寂无闻”。至于议会制度，他又认为议会制度“民情达而公道存”，“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但对中国一班官僚精英看来，中国治理体系已行数千年不辍，既坚固又符合本国实情，因此但有参酌损益即可，毋须推倒重来，所谓“中体西用”即是此道。因此二百年间，中国的政治制度无论如何变革，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在想方设法振刷传统政治的治理原则而已，明君在上，百官佐治，万民听命，天下太平，也许器物上有所引进变革，商贸经济也可渐次改观，而这套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却是百代不易的。

　　王赓武身处南洋，后又在香港大学任校长，对西洋“高度敬业的职业官僚体系在亚洲进行统治”的方式颇为赞赏，但这套体系是否能像他所期望的“有可能为未来形成的中国执政制度提供有用的范例”却是难以臆测。就像当年志刚到伦敦见到那尊林则徐蜡像时，他所心心念念的是像这位27年前的总督大人探询“安边之方”——拥抱传统永远胜于瞻望未来，尽管后者才是应当细心探寻的前进方向。

　　王赓武的这本小书的最后一章以英国汉学家魏礼（Arthur Waley）作结，极具奇巧的是，恰恰是魏礼在他那本《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中提到了林则徐蜡像下的那个展牌上介绍的内容，也正因此，我们才知道当时英国人对林则徐的真正看法。而这位汉学家本身也富有传奇色彩，尽管他终其一生以研究中国为己任，并且与徐志摩这样的中国诗人交好，甚至以中国人的视角写了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书，但他却至死也没有踏上过中国领土，甚至固执地抵抗这种可能。当有人询问他原因时，他回答说：“华国于我，所熟稔心念者，阙为唐人之长安，然时殊世迁，山河变易，恐非我心中造象”。与其慨叹变化，不如不相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恐怕才是那尊中国蜡像的真正本质——夹在中英双方的裂隙之间，任由时间流逝，还顽固地保持着自己原先的模样，等待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和英国人赋予他不同的含义。 □李夏恩

　　【作者简介】

　　王赓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当选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名誉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荣膺国际学术奖、福冈亚洲文化奖。历任马来亚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7—1968），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远东历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68—1986），香港大学校长（1986—1995），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1997—2007）。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移民研究等，涉及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