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行政问责，为何可信度不高

　　金语良言

　　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所列举的处分方法，都没有“罢免、免职”的明确规范。因免职缺乏明确的程序，用起来就比较自由灵活。

　　近日，浙江省安监局发布了《温岭市捷宇鞋材有限公司“7·4”厂房坍塌重大事故调查报告》，事故定性为“重大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共22名涉事官员被处分。

　　根据刑法和最高司法机关的解释，“温岭厂房坍塌事故”中14死33伤的后果，属于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形，直接责任人员徐某某、戴某某理当受到法律的惩治。另外22人所受到纪律处分，其依据是《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属于行政问责的范畴。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在党纪与国法的关系上，强调“党纪严于国法，国法高于党纪”。10月21日修订更新的《党员纪律处分条例》也明确显示了这一内涵。一方面，它删除了与刑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条款，对党员涉嫌犯罪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的处分”。另一方面，对达不到犯罪程度但违反党纪的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纪律制裁措施。

　　电影《烈日灼心》中，有句台词“法律是人性的低保”。这似乎可从侧面解释纪律处分被广泛运用的缘由。法律规定的是最基本的行为底线，而对于党员、官员来说，需要遵守的纪律应当是一根定在法律之前的红线。

　　乍看起来，法律与纪律并行不悖，似乎是一个完美的事故处理模式，但制度设计的美好在现实中未必能够如愿。事实上，党纪政纪处分如何发挥其最大的功效，怎样处理纪律处分与法律制裁的关系，为什么在法律与纪律双管齐下的严厉追责下，安全生产事故依然层出不穷？这些都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不可否认，党纪与政纪处分都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对于事故的调查与追究都发生在内部，发生在体制内的问责机制难保责任得到真正的落实。封闭的问责机制还容易招致民众生疑。网络上就曾出现过著名的“35人定律”，因近年来多起事故死亡人数恰好为35人，怀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不真实。这种臆测至少反映出，有些时候行政问责在民众中缺乏足够的可信度。

　　再拿免职来说，目前，免职在事故追责中运用广泛。但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所列举的处分方法，都没有“罢免、免职”的明确规范。因免职缺乏明确的程序，用起来就比较自由灵活。当场罢免或是调查后罢免亦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时候“免职”成了“平息民怨”的权宜之计。更有一些被免官员在风头过后换上另一顶乌纱帽。如此一来，纪律处分不仅没有成为对党员、官员严格要求的红线，反而成为个别人逃避责任的“避风港”。

　　事实证明，在重大事故面前，一旦多名领导落马，公众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吸引，事故的法律问责和司法进程则被官员下课的欢呼声所淹没。这说明，民众的法治意识还亟待加强，社会对法律的信仰亦有待培养。特别是在两种处理方式并行不悖的情况下，法律更应当成为全体民众包括广大党员干部最普遍的行为规范。

　　□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