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红楼梦》里中国人的四季和日常(2)

　　（上接B02版）

　　恋爱故事无非是秀才小姐私会后花园，由倾慕——就是恋爱——而又“私订终身”（仅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这样的故事里，女主角往往是豪门小姐、大家闺秀，男主角则不是穷酸才子便是落魄秀才，总之是出身寒微的田舍郎，就等一朝放榜，登了天子堂，改变与女主角之间的身份鸿沟。为何呢？因为女性的价值完全由门第、财产决定，并没有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而男性还可以通过读书求得功名改变命运。

　　到了《红楼梦》才有一个重大的改变。林黛玉孤身依附在贾府，用她自己的话说，一粥一饭皆赖别人。她虽然出身高贵，但实质上已完全处于孤弱地位——八十二回的那一场噩梦十分能说明问题，实际上是卓越的心理描写。小说的不同凡俗之处在于，不但写贾宝玉只钟情于黛玉，而且写身处孤贫的黛玉同样一次又一次执着地求证着宝玉的感情——而不是像以前的小说那样只是被动追求的对象。她不但求证着感情，而且借诗歌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使生命感受得以吐属，她的价值意义不需外藉，而就在于她的生命本身。

　　黛玉的人格光辉 为爱情，为自由

　　大观园内的女儿们当然不能谈恋爱，不但不能，而且连想都不该想，甚至，连“多情”都是“下流痴病”。贾母在五十四回中说得明白——未必不是说给身边的黛玉听的：“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得那样坏，还说是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这就是为何黛玉“小性儿”，她只能通过争吵、讽刺、旁敲侧击一次次地求证宝玉的感情。

　　黛玉的人格光辉便体现于她的自由意志——对爱情的追求，此外她诙谐生动地打趣着凤姐、宝钗，讽刺着宝玉；她毫不圆滑、目光如炬，常常一针见血地道出真相：凤姐儿的花里胡哨，薛家母女的讨好承欢，周瑞家的送宫花……

　　如果说在黛玉、探春的身上自由意志熠熠生辉——探春在抄检大观园时的对答和巴掌实在是精彩极了；那么在撕扇子的晴雯、绞发拒绝鸳鸯偶的鸳鸯、苦心学诗的香菱这些奴隶身上，自由意志就更为难能可贵。《红楼梦》颠覆的不只是“才子佳人”的俗滥小说模式，更是文化传统中对女性的歧见和漠视、不正视。大观园中的女儿们不再是以往小说中道德劝诫的女性符号，而是一个个活泼的生命。

　　宝玉——也是作者曹雪芹，是女儿们的知音和守护者，在他眼里，她们清净高洁，没有沾染道德文章的污浊，他对大观园的女儿世界寄寓了全部的深情——且看七十七回宝玉探访临死的晴雯一节。

　　宝玉自己既不与琏、环为伍，又不为世道所容，因此虽身处花柳繁华之地，富贵温柔之乡，却又时常体会到立于天地间不知吾谁与从的大孤独、大悲悯。林黛玉是他的知己和慰藉。晴雯死后，宝玉想去灵前一拜，不想她哥嫂为早得几两发送例银，见她一咽气就抬到城外化人厂去了——“宝玉走来，扑了个空，站了半天，并无别法，只得复身进入园中，及回至房中，甚觉无味，因顺路来找黛玉。”除了黛玉，有谁能理解安慰他对晴雯的感情？宝玉过蘅芜苑寻黛玉不得，发现宝钗已经搬出去了，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了，宝玉“怔了半天，因转念一想：‘不如还是和袭人厮混，再与黛玉相伴，只这两三个人，只怕还是同死同归。’想毕，仍往潇湘馆来。”宝玉的孤独感和黛玉的无常感息息相通。

　　作者很巧妙地为钗、黛各设置了一个副本——袭人、晴雯。一来她们可以日夜和宝玉厮守，身为小姐的钗黛却不可；作者写得影影绰绰，但暗示发生在晴雯身上的也将发生在黛玉身上；袭人所为也许亦是宝钗所为。一方面，叙事者也不能尽知，留给读者空间，比如宝钗也可能像袭人一样诬告；另一方面，王夫人也许会用对待晴雯的态度对待黛玉。宝玉悼晴雯的芙蓉诔，也是为黛玉写好的悼词。作者怕我们看不到，特意说，宝玉祭拜完，听花影中有人声，小丫头大叫，“是晴雯显魂”，却是林黛玉；作者又让他们修改祭文，宝玉最终改成“茜纱窗下……”，“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作者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诔晴雯即诔黛玉。“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这几句也是形容黛玉的——又何尝不是说宝玉自己？而“高标见嫉”、“直烈遭危”恐怕不免也是黛玉的命运。

　　真诚笔墨写人生 照亮“生活世界”

　　鲁迅说“《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自从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的小说，无论唐传奇还是宋代的“说话”，包括其后的“拟话本”，其本质都是“传奇”——街谈巷议、稗官野史、“口说古今惊听之事”，其功用“主在娱心，杂以惩劝”。而《红楼梦》及其所效仿的《金瓶梅》开启了写实的传统；与手段的写实相对应的，是目的的“描写人生”。用鲁迅的话说，“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用昆德拉的话说则是，“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

　　《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小说还在历史和传奇之间游移；到了《水浒传》，塑造人物、叙写故事时已能不为史实所囿；《西游记》是神魔志怪……到了《金瓶梅》，小说才开始探讨直到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金瓶梅》的故事、人物完全可以另起炉灶，但作者却安排从《水浒传》的一个片段中脱化而来，把镜头推近了，一点点地摇过来，似乎故意要改写中国小说延续已久的“传奇”本质、历史“英雄”的传统，而转到对日常生活或家庭人情的关注上来。《红楼梦》把《金瓶梅》所发现的“日常生活”——人的“生活世界”发挥得淋漓尽致，之外，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展示情感的隐秘世界，遂开辟了新的天地。

　　《红楼梦》中的不少手法，穿插、藏闪、“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用诗文、人名暗示人物命运、性格，都从《金瓶梅》得来。然而《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关系，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的，是“美”和“眩惑”的关系，眩惑让人“复归于生活之欲”。《金瓶梅》的写作目的仍是劝世（道德劝诫），效果恐怕反是“讽一劝百”——勾起人对“色”之世界的向往。而“美”，“使吾人超然于利害关系，而忘物与我之关系”，使人“无希望，无恐惧，非复欲之我……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

　　鲁迅概括明世情小说的特点：“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描摹世态，见其炎凉”，可见《金瓶梅》的题材和主题是老套而固定的。而《红楼梦》却以亲身的见闻经历为蓝本，用写实的态度、一副真诚的笔墨描写人生，它的思想是新鲜的、离经叛道的，不是陈词滥调。又唯其描写真实的日常，故能采用极近自然的潜在的“季节”结构，并在此之上构筑起既有歌哭、又有笑泪的“现实”和“诗意”的两个世界，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用王国维的话说，“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