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红迷

　　一入红门深似海，《红楼梦》的粉丝也是个海。

　　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界，很少有一门学问像《红楼梦》研究这样，既吸引大批学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又为一般的读者和爱好者所倾倒；而且历久不衰，学术发展过程，大故迭起，雨雨风风，《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

　　就像莎士比亚，《红楼梦》也是个巨大的话题，但不影响广大的红迷在这个巨大而丰富的文本中撷取、分享他们读到的《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的这句话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意思相近。《红楼梦》诞生两百多年，有意思的解读不计其数，迷恋者也不计其数，挂一漏万，我们只是在这个广阔大海中选取了几朵浪花。

　　高阳 红楼一家言

　　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最出名的是胡雪岩系列，但是最值得推崇的是十二卷之多的“红曹”系列，即《红楼梦》与曹雪芹系列：包括《红楼梦断》四卷：《秣陵春》、《茂陵秋》、《五陵游》、《延陵剑》；《曹雪芹别传》二卷；《三春争及初春景》三卷；《大野龙蛇》三卷。他写过一部学术专著《红楼一家言》，还有一本也和《红楼梦》相关的是《高鹗传》。

　　高阳深研精习“红学”，更多出自一个小说家和史学家的视角。在《我写<红楼梦断>》一文中，高阳说：“曹雪芹如何创造了贾宝玉这个典型，比曹雪芹是不是宝玉这个问题更来得有兴趣。”一百余万字的“红楼梦断”，用高阳的话说，写的是“曹雪芹的故事”，是一部写尽曹、李两家由朱门绣户、锦衣玉食到家道中落乃至籍没归京的荣辱兴衰过程中的历史小说。

　　高阳最擅长的是清史，在他所有的历史小说中，写清代的几乎篇篇精彩绝伦，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发展脉络、历史框架都与历史的真实面目贴近，而且，古事细节时常都有据可查。他的腹笥极宽，尤其对清代的人物掌故、风土人情、诗词文集、典章制度烂熟于心。

　　和曹雪芹相似的是，出身于钱塘望族的高阳同样来自钟鸣鼎食之家，杭州横河桥许氏门第显赫，高祖许乃钊咸丰年间官至江苏巡抚。许乃钊兄许乃普是嘉庆庚辰榜眼，官吏部尚书。光绪初年的军机大臣许庚身，再早些入职南书房的许寿彭，都是高阳的曾叔祖。而有一点和曹雪芹也接近的是，尽管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摈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但无论是对于曹雪芹还是对于高阳，小说这件事没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几乎是不可能的。

　　张爱玲 红楼梦魇

　　“有人说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地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这是张爱玲的话。张爱玲大半生浸淫《红楼梦》，红学大师周汝昌对她的点赞词是：“只有张爱玲，才堪称雪芹知己，我现今对她非常敬佩，认为她是‘红学史’上一大怪杰，常流难以企及。张爱玲之奇才，心极细而记（记忆力）极强，万难企及，我自惭枉做了‘红学家’！”

　　虽然张爱玲在她的文字中提及《红楼梦》极多，传记中说她十四五岁时就写了长篇鸳鸯蝴蝶派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但真正作为“红迷”心得的作品是1976年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万字的《红楼梦魇》。1966年张爱玲定居美国，至1995年离世，期间以十年时间研究《红楼梦》，此书正是其晚年多年研究的结晶。书中共收入其七篇研究文章，包括《〈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初详〈红楼梦〉》，《二详〈红楼梦〉》，《三详〈红楼梦〉》，《四详〈红楼梦〉》，《五详〈红楼梦〉》。

　　张爱玲对《红楼梦》有多熟？她的序中有句话可以佐证，她说：“那几年我刚巧有机会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克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看到脂本红楼梦。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至于自己做，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红楼梦魇》读下来的感觉很像读书笔记，或者说一个研习《红楼梦》的记录——没有结构章法，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就更没打算给读者舒服地看，但充满了对曹雪芹创作这部小说的认识。比如她会很注意区分：哪些人物是在作家生命中确实存在的原型？原型走向角色做了多大程度的修改？为什么修改？又有哪些人物是在创作中逐渐自己鲜活起来的？这大概就像一个武林高手面对另一位已经逝去的前辈留下的武林秘笈的揣摩。

　　林语堂 京华烟云

　　1951年，胡适请哥伦比亚大学将他的16回珍本《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做了3套显微影片，一套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套送给翻译《红楼梦》的王际真，最后一套就是送给了林语堂。

　　林语堂和《红楼梦》的关系很有意思。他从小受的是教会教育，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1916年到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时，才开始读《红楼梦》，以补充国学知识。从此，《红楼梦》成了林语堂常读常新的一部书。这位福建人后来在他的《八十自叙》中坦陈，最早看《红楼梦》，也是借此学北平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平话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后来，林语堂写的《中国人的家族理想》、《论泥做的男人》、《家庭和婚姻》、《小说》等散文和随笔，都和《红楼梦》有关。

　　随着对《红楼梦》的情感越来越深，林语堂萌生了将《红楼梦》译为英文的想法，但是担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会影响西方读者对《红楼梦》的兴趣和理解，他决定直接用英语创作一部《红楼梦》式的现代小说。于是，便有了《京华烟云》。《京华烟云》是他自觉借鉴甚至是直接参照《红楼梦》写成的长篇小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语堂干脆开始对《红楼梦》直接研究，写出了6万多字的《平心论高鹗》，然后又写了《论晴雯的头发》、《再论晴雯的头发》、《说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和《论大闹红楼》等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台湾报刊的特约专栏。

　　《红楼梦魇》中，张爱玲认为《红楼梦》是一个未完稿，在曹雪芹的十年修改中，有很多人物、情节、结局的变化。“旧时真本”是早期的一百回本，已经完成了的，然而后来曹雪芹继续修订，又加入“风月宝鉴”一书的内容，而这个修订并没有完成。对于今本后四十回，张爱玲相信是高鹗续的，并没有就此论证。

　　林语堂《平心论高鹗》中的观点和张爱玲完全不同，他认为曹雪芹已经写完了《红楼梦》，后四十回是曹雪芹的原著或者是在原稿残稿上的整理。林语堂这本书中的观点也逐条批驳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林语堂认为如果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只弄出了个八十回，高鹗却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续出了四十回，还和前面的情节大体衔接妥当，言语和原著很相近，若是如此，高鹗的才情必远在曹雪芹之上，实在是不合情理的。他的这些观点，引来了众多的质疑与反驳。

　　1973年11月，林语堂在香港翻译完了《红楼梦》，只是他的英译本《红楼梦》是节译本，全书共66章。与霍克思、杨宪益等翻译家的译本相比，林译本是对原著120回的一种提炼“编译”，林语堂删掉或者精简了原著中很多无关紧要的人物、繁文缛节、性质类似的事件以及大量的诗文。

　　邓云乡 红楼识小录

　　邓云乡先生曾经提过一件小事。有一次他去看望俞平伯先生，两人闲聊，俞老先生突然非常严肃地问邓云乡：《红楼梦》第五十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宝玉离席回怡红院，偷听袭人、鸳鸯说话，然后又出园回到席上。半路宝玉要解手，跟随宝玉的麝月、秋纹都站住，背过脸去，笑着提醒宝玉：“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风吹了肚子。”俞老先生问邓云乡：“宝玉为什么要蹲下来解手？”邓云乡是研究北京民俗的专家，他说北方儿童穿满裆裤，站着撩衣露很大一块肚子，天冷吃不消，所以北方的父母都教小男孩蹲下来小解。

　　这是一个极小的细节，这部百科全书式小说中俯拾皆是这样的问题。邓云乡研究《红楼梦》的作品，包括《红楼风俗名物谈》、《红楼识小录》等大多是从这些“细微琐事”入手，小到制钱，大到仪礼，不一而足。邓云乡所谓“识小”，出自论语：“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但实际上这些“小者”里面常常会有大学问，涉及经济史、交通史、民俗史、工艺史、园艺史等等。

　　周汝昌曾经说，红学是一门极难的学问：难度之大，在于难点之多；而众多难点的解决，端赖“杂学”，也就是说很多四书八股以外的学问。随着社会剧烈变化，生活习惯，礼仪习俗，动用长物都几乎翻天覆地，二百多年前的人、事、物、相，当时最普通，现在已经难以理解。读懂《红楼梦》，也靠见闻多，阅历多，经过见过多，其实小说家曹雪芹本人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

　　宋淇 红楼医事考

　　一本《红楼梦》，写及中国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杂学，也需要专家之家的探索，其中有一本有意思的书《红楼医事考》，从中医学的角度谈论生老病死，研究如贾宝玉、林黛云、王熙凤、薛宝钗、贾瑞、晴雯等小说人物的病与死，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线索。

　　作者是陈存仁、宋淇。陈存仁是一位中医，著有回忆录《白银时代生活史》及《抗战时代生活史》，两者是一个普通人眼中珍贵的时代留影，写得生趣盎然。宋淇则是投身香港文化界和电影界，是张爱玲的挚友，也是她的遗产托管人。

　　这二位的合作文章各由两部分构成，前为宋淇从文学、红学方面分析，名曰“宋氏解读”；后为陈存仁先生从医学病理方面分析，名曰“陈氏解读”。比如分析“晴雯夭风流”，宋淇的解读侧重概括与晴雯有关的故事情节，包括起病原因、发展、死亡、受祭的过程，借“补裘”“抄园”“被逐”“探病”“诔祭”等情节，分析了她的思想性格及她与宝玉、黛玉、袭人、王夫人的关系。对于晴雯之病，宋先生以常人眼光判断为肺痨，与黛玉、龄官、五儿属同一类型。陈存仁则以一位医者的角度，推断“晴雯之病，非女儿痨”，“可能是粟粒性肺结核”。陈存仁评价曹雪芹的天赋，不限于写一部《红楼梦》，“因为要是不懂一点医理，这些人的病况描述不可能切合病情，宛如医家目睹一般”，“他对医学的理论、病情的观察、药方的组织，也颇有才华。”

　　宋淇本人就是一位资深红迷，他的《红楼梦识要》收入了他所有的红学论文。宋淇是戏剧家宋春舫的哲嗣，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中西文俱佳，他的《红楼梦》解读也是较早运用了中西方文学比较的方法。

　　余英时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红楼梦研究》并不是余英时学术研究的重心，在论文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结尾处，余英时便言明，这部著作的刊行是其红学研究生涯的终结。但作为一个治中国思想史的学者，《红楼梦》所给出的丰沛的天地对一个历史学家又有着足够的诱惑，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创造这个世界的作者曹雪芹又有着怎样的个人精神世界？

　　余英时读《红楼梦》是在1945-1946年避战安徽潜山期间，真正开始系统地读《红楼梦》文本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在香港读了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研究，忽有所悟，因此断定曹雪芹有他独特的文学构想，并不是胡适以下所说的“自传”。“自传是红楼梦的材料，确乎不错。但作者更要表达的是他的艺术想象。全书的结构和设计也是与构想配合的。我断定‘大观园’和‘太虚幻境’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这是他关于《红楼梦》两个世界思考的雏形。

　　1973年余英时在香港接受宋淇先生出面邀请，做关于《红楼梦》的讲演，这才有“两个世界”一文问世，当时即译成英文。1974年6月，余英时发表了影响巨大的著名文章《〈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他一开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自己所要阐明的中心论点：“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接着又有“红学革命”的论文，第一次引用了库恩（Thomas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理论，解释红学的几次变迁，两文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红学家也是经济学家的赵冈撰批评文章，余英时又写了几万字的反驳文章，这些都收入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书。

　　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余英时曾表达自己的困惑：“这里确有一个奇异的矛盾现象：即《红楼梦》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诚然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小说，然而在百余年来红学研究的主流里却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在他看来，应该把“红学”从“曹学”的困境中拯救出来。但这一次关于红学的突围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就像一次小小岔道，终究不是余英时的学术重心，余英时曾说愿意一直做这个领域的读者，但不愿再参与。

　　周策纵 红楼梦大观

　　毕生治学另有伟绩，但始终钟情《红楼梦》的学者颇不少，周策纵是其中一位。周策纵早年私淑顾颉刚、胡适,接受了传统的朴学训练,又受教于哈佛大学,吸收了西方汉学中的科学方法，此后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是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以研究五四运动著名，由博士论文扩写而成的五十余万字的《五四运动史》，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影响很大。

　　但周策纵也是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主席，多年潜心于《红楼梦》研究，早年即已被公认为红学研究泰斗级人物。1980年6月，在威斯康星州首府主持召开了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并任会议召集人和大会主席。此后，还促成了在中国哈尔滨、江苏扬州、台湾和北京举行了第二、三、四、五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著有《玉玺·婚姻·红楼梦——曹雪芹家世政治关系溯源》、《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红楼梦案》等系列红学论文。

　　历史学家做红学研究的学术训练优势在周策纵身上已经显现。比如采用清代木刻印刷术来验证文献考据得出结论的可靠性。根据文献，程伟元从出示书稿到续书印刷出版，只花了十个月左右，根据当时可靠的刻印作业时间，单单刻印，最快至少要六个月，私家印书，字模设备难全，可能更慢。而高鹗只有四个月，如何续书二十回？《红楼梦》情节复杂，千头万绪，人物就有九百七十五个。如果曹雪芹花了一二十年才写了八十回，高鹗在四个月完成续书二十回，怎么可能？

　　在数据库应用于学术研究白热化的今天，我们发现周策纵很早就已经开始用电脑来研究《红楼梦》了。比如分析小说的词汇出现频率，鉴定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作者的异同。优秀的历史学者做红学研究，周策纵是一个极好的典范。

　　史景迁 曹寅与康熙

　　历史学家中与《红楼梦》发生关联的颇有几位，除了周策纵，还有治经济史和制度史的何炳棣，虽然后者写得并不多。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与《红楼梦》的渊源也极早，《曹寅与康熙》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他在196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是史景迁之后学术风格的奠基之作，个案入手导入一个时代政治、历史、文化的整体境况，并栩栩如生地将人性的因素嵌入其中，史景迁的“微观历史”研究方式和学术写作路径，都在此文中予以体现。这一论文不仅获得了地位相当高的珀特尔论文奖，而且在次年就获得了出版，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也使史景迁得以在耶鲁留校任教。

　　史景迁以曹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的关系铺展其论述，从曹家可考的远祖开始探讨，进而是曹家兴起，曹寅接管织造并深受康熙帝重视，以及曹家的衰落至雍正时的被抄，一直到曹雪芹贫病著书。虽然《曹寅与康熙》的正文中出现了相当多对《红楼梦》的探讨，但确切讲史景迁的这一著作属于“曹学”的研究范畴。这些，都源自他阅读《红楼梦》时获得的灵感。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