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学术见证中国(1)

　　“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思想家梁启超彼时对未来中国如是预测。此种“变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得多面印证，而作为折射社会结构变迁风貌的多棱镜，社科类图书的出版景象，忠实记载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困境与新生。

　　30年的里程意义非常：于大处，中国借改革开放之机重启追梦之旅；于小处，一家致力于做专业学术图书的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逐梦漫漫。它平地而起，最初踉跄，而后挣扎，不甘在大众读物抢占中国图书市场的大环境中“往下沉”，搏一搏，居然也突出重围，又是一番新天地。

　　30年前的金秋十月，社科文献出版社正式成立。虽然直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但社科文献出版社家底单薄：全社仅有23名员工，年出书不到100种，在最初的13年里，一直是个无名小社。18年前，又是在金秋十月，一个叫谢寿光的中年人踌躇满志来到这里，他敲醒这里睡梦中的人：做最好的学术出版，我们重头来过。

　　学术初心 以狄德罗为精神偶像

　　时代风向赋予每个人以相差无几的机遇浪潮，却因个人的不同选择，而开往不同的人生航向。

　　出生在福建龙岩闽西革命老区的谢寿光，上高中赶上“文革”，他和其他许多青年一样上山下乡，插队的年月很是苦闷，他偷偷地自学《资本论》和马恩全集，渐露对哲学思辨的偏爱。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厦门大学哲学系。大学四年，谢寿光找到了所爱——讲究实证精神的法国哲学。在他看来，德国哲学翱翔于抽象概念和思辨之中，非其所好，而将哲学知识下沉为对具体知识整理、分析和研究的法国哲学传统，却为其所喜。正因如此，他把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视为精神偶像。

　　为什么推崇狄德罗？谢寿光认为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人类文明向前推进，得益于长期的知识积累，而这种积累，需要每个时代里有一批对知识有驾驭能力的人来整理和传播。“这种人必须经过系统的哲学训练，然后进入日常生活，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类别来梳理具体学科的知识，便于人们学习和使用，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在他的内心，默默滋生出对成为狄德罗式人物的向往。

　　从哲学出发，直至在社会学中找到真爱，一切都是机缘。这位崇拜狄德罗的年轻人毕业后居然就去干了一份和“百科全书”有关的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为他事业的起点，他把青春交付给常人眼中黄卷青灯下枯燥的编辑工作，一干就是15年。其间，谢寿光先后参与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等巨著，并与知名社会学者陆学艺等人合作主持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这也是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社会调查项目，编辑出版了《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105卷，5000多万字）。“一个《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一个《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等于让我把社会学专业从本科到博士阶段都读完了，我完成了对社会学知识体系架构和方法论训练，得益于此，我成为了一个社会学的观察者。”

　　出版雄心 让编辑的形象“高大”起来

　　由于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和《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谢寿光的工作和社科院发生了天然的联系。彼时，社科院哲学所里他甚至有自己的办公室，一星期至少两天去社科院上班，就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得益于社科院的“红娘”牵线搭桥。谢寿光一直在心心念念地寻找一个成为“正牌社科人”的机遇。

　　1997年9月，谢寿光终于调入心仪已久的社科院，担任社科文献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第二年出任社长兼总编辑。面对这样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出版社，初来乍到的谢寿光发现，这里“就只想着和别人合作出书，编辑就是个校对，说白了就是卖个书号，然后做个终审和终校就完了，出版的整套流程都是别人说了算”。他决心来一次“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个月，他把自己15年来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学到的编辑知识进行整合，写成体例，叫做《社科文献编辑条例》，用于编辑部内部学习。之后，此《条例》先后修订了十二三次，并在今年将成为正式出版物，书名拟定为《社科文献写作编辑出版指南》。

　　一个以研究社会学为理想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做编辑？事情发端于谢寿光年轻时受过的“一场刺激”。

　　彼时他还未大学毕业，有一次刘心武、李陀和李泽厚三位文化名人去厦大做演讲，谢寿光次次到场聆听。据他回忆，在某次演讲上，刘心武说了这样一句话，“一流人才当作家，二流成才当学者，三流人才当编辑”。这句话让谢寿光愤愤不平：“人类文明的进步，绝非某个作家或者某个生产者之功。编辑和出版，是知识生产的组织者和传播者，好编辑本身具备创造能力，他的身份和学者、作家在某些场合甚至可以互换。把编辑当做三流人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做法，把编辑当做了工具。”

　　谈话时，这个已是两鬓斑白的出版人，不时陷入对上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辉煌的回忆里。他说，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王云五、陆费逵等人带领下，出版视野堪称亚洲第一，而原因就在于社会对于出版的定位清晰，“整个社会把出版业当成传播人类知识的崇高之业”，再往远处追溯，“中国古代每朝设翰林院，设科举考试，这种种举动哪个不是对人类文明传播的巨大贡献？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把出版业当成意识形态部门的做法，却把编辑矮化了。”

　　让编辑的形象重新“高大”起来，谢寿光认为秘诀就在“专业性”三个字。他自称是个原教旨主义者，对编辑最严厉的批评是“你不专业”，最强烈的表扬是“你很专业”。但学者型编辑的养成并非一日之功，“一些名家在哪个出版社出书，往往就是冲着某个编辑、某个团队去的。有很多编辑虽然没有承担行政职务，但其本人就是出版社的品牌和标志。比如，在历史学界，我社的徐思彦就有这样的魅力，这不仅是她的光荣，更是我们整个编辑团队的光荣。再比如，我们去年开始风靡的学术畅销品牌‘甲骨文’的编辑董风云，也成了出版界认可的一流人物。”

　　而今，一支以年轻的博士、硕士为主体，一批从中国社科院刚退出科研一线的各学科专家，组成350多人的编辑、出版和营销队伍，始终在为实现学术立社而努力。他们先后策划出版了著名图书品牌和学术品牌“皮书”系列、“列国志”、“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全球化译丛”、“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近世中国”“博源文库”等一大批既有学术影响又有市场价值的系列图书，在社会学、近代史、苏联东欧研究等专业图书领域独领风骚，经济管理、国际问题、古籍文献等主题图书亦别具特色，学术期刊、电子音像、数字出版、国际出版齐头并进；年发稿6亿字，年出版新书2000余种，承印发行中国社科院院属核心期刊70多种；从年销售收入400万元到总收入近3亿元；从几无立锥之地到拥有6000多平米自有产权办公用房，社科文献出版社收获了学术影响力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