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炎 剑桥博士回国做中学教师

　　11月2日下午，在康福国际教育校园里，记者见到了校长刘煜炎。作为中国目前资深国际AP、A-Level、SAT、TOEFL等英美国际课程教育领域的顶尖专家，刘煜炎在国际教育领域具有很高声誉，而我们的谈话则是从一个剑桥博士不做大学教授而甘做中学教师的话题开始的。

　　这辈子我就应该当老师

　　新京报：你在国外做过科研，在剑桥大学执教数年，回国后又当过高校教授和博导，但最后，却选择投身民办基础教育，而且是颇具难度的国际教育。是怎样的一份初心让你做出这个选择？

　　刘煜炎：当老师对我来讲，就从来没觉得它难。我特别喜欢和孩子们讨论，还特别喜欢把孩子鼓捣起来当老师。我还带过两批大学毕业生到中学实习，我是这些老师的“教练”，我带的那拨孩子，后来都是很优秀的老师。

　　“我现在特别享受当老师，我觉得我这辈子生来就应该当老师”的这个初心，应该追溯到我20多岁的时候，那时大学实习去中学教物理，我就对当老师有良好的感觉。

　　在办学校前，中学老师我当过，大学老师我当过；培养博士生，我干过；培养中学老师，我也干过。怎么教好学生，我干过；怎么教好老师，我也干过。虽然看上去感觉跨度很大，其实本质就是做科研、当老师，进行创新育人模式的摸索。一开始工作就干这事，走到现在还是在干这事。所以，我的座右铭就是：一个目标，一生追求。

　　新京报：教育这个行业对你有什么吸引力？

　　刘煜炎：一个好的行业，就要看清未来与现在的一种发展趋势与匹配，而教育就是这样一个好的行业，它是一个几千年都没有变的好的行业。我为何选择做教育，也是看准了教育这么一个事业的永恒性、主流性，它对社会贡献的一种重要性，还有它对文明进步的一种决定性。

　　所以我做教育，喜欢讨论教育的本质问题。因此，我在自己的初心之前要加上一句：坚守良知，不忘初心。

　　教育功利化与时代发展相背离

　　新京报：当下，教育的功利主义非常严重，你对现在教育的问题怎么看？

　　刘煜炎：现在的社会环境，包括整个教育的体制都是有问题的。还不能简单地说是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教育都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如今，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而这个系统中，为了讨好纳税人，教育总体来讲都是交由政府来做，而从事教育的工作者就变成了准公务员。准公务员对市场的反应是钝化的，对受教育者的切身需求与人本的发展也是钝化的。

　　而现在的时代是一个个性化的时代，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由政府来提供教育，由大众化的学校，按照一种很难转变的方式去做统一的、计划的、政府主导式的教育，其实对资源、对孩子、对社会都是一种浪费。我所说的教育的弊端就在于此。

　　全球教育的“公立化”和“功利化”，应该说与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势——个性化、智能化、服务性社会，是相背离的。这就需要我们的决策者、教育专家，尤其是国家的最高首脑，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才能改变教育的现状，才有可能去撼动一点点，形成一种机制，乃至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一点点把教育的惰性、惯性、与时代发展趋势的不匹配性给消除，才能让教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先导力量。

　　老百姓应有选择教育的权利

　　新京报：你对未来教育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刘煜炎：这个制度改革很简单也很难做。就是让教育受益人根据自己本人的需求，根据家庭的根本利益，来选择教育的机会和教育的路径。而国家该投的钱，无论你怎么选，我都照样投。

　　如果让老百姓有选择教育的权力，国家的钱不是只能投给公立学校，而是既能投给公立学校，又能投给私立学校，由受教育者个人来做资源匹配，才有可能充分支持个性化，教育的多样性也就出来了。

　　因此，应该自上而下进行顶层设计，自下而上进行社会选择。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一个个人公司，把教育当做国家对个人公司的资助，让每个个人公司自己决定他们要干什么事业，然后国家就做好匹配资源，输送血液，让他自己为了未来的事业、未来的生活去投资自己，积累核心竞争优势，那不就是资源、投资、效率的最大化吗？

　　新京报：据悉，你每周仍然要上24节课，包括数学和物理。作为校长，这也不是一件必须的事情。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亲自给学生上课？

　　刘煜炎：我坚持上课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学校还很脆弱，我们的优势虽然有但不是那么明显，所以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继续寻找更好、更有效的方法。

　　第二是因为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与孩子们在一起，看到他们那种创造力的迸发，看到他们人性的成长，看到他们潜力的绽放，心里特别开心，是一种享受。

　　所以说，我是一个好为人师，乐为人师，大言不惭地讲，还善为人师的人。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