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风度及玄奘及胡旋女

　　荣新江，1960年生于天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著有《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归义军史研究》、《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等。今年8月，《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出版。（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号：ibookreview）

　　大学三年级时，荣新江跟随导师张广达去拜访季羡林，后来加入了季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把与西域有关联的学者召集起来，数月聚会一次，共同探讨西域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他开办这个读书班，着眼于学术的长远发展，而荣新江“在上大学、研究生乃至变成青年教师后，在这个读书班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季先生讲过，世界上唯独一个汇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区就是西域，这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困扰人的缘由。”荣新江回忆说。

　　西域是荣新江的精神梦乡和学术沃土。1985年，时年25岁的他，对照着《欧洲、北美的东方写本》一书，赶赴收藏着于阗、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图书馆和研究所，“没有相机，没有扫描仪，一切依靠手抄”。1990年前后，又前往日本调查搜集中国西北出土文献。敦煌吐鲁番研究成为荣新江学术生涯的“重头戏”，1996年出版的《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被视为他的成名作，敦煌学界新生学子用以“入门与深入的教科书”。

　　做了多年的敦煌研究之后，荣新江想更多地展开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001年）、《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2014年）便是这一领域的成果，关键词包括“中国”、“西域”、“文化交往”等。今年8月，“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第三本书”面世，他把28篇研究新出土的文书、墓志、考古材料相关“个案”的文章，干脆以“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为名统领起来。

　　对于唐代丝路，荣新江予以“重点关注”。这是因为，尽管远在汉代乃至更早，中国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已经逐渐成形，要说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最为繁盛的时代，则非盛唐莫属。唐朝先后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来管控西域，且按照中原制度建立馆驿烽堠体系，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通过出土的文书可了解，强大的国家制度对丝绸之路的发展至关重要。荣新江组织了一个读书班，“带着学生一个坊一个坊地读长安”。

　　更重要的是，唐朝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因而被认为“富有世界主义精神”。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促成了唐朝文化的兴盛，也加速了外来蕃人的“中国化”。比如，来华的粟特、波斯人，面对具有强大吸引力和生命力的唐文化，“最后变成面貌虽异，而心态相同的中国人了”。与学界之前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视角不同，如今，荣新江从全球化的视角来“平等地看待欧洲、中国主流文明之外的文明”。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眼光。

　　当然，丝路东西文化的交融，不是如此简单的过程，入华波斯人在很长时间里力图保持本民族文化。西安出土的《苏谅妻马氏墓志》说明，直到晚唐，萨珊波斯遗民不仅保持着他们的祆教信仰，而且还继续使用本民族的官方文字婆罗钵文。“在大量胡人纷纷把自己改变成为地道的华人这一大趋势下，《苏谅妻马氏墓志》所表现的对波斯文化的极力维护，只能是世纪末的挽歌。”

　　荒原之上，不仅传递着学术薪火，还延续着人性力量。去年六七月，荣新江一行赴中亚考察，在去粟特人老家片吉肯特的路上“撞了车”。两个撞车的人简短交谈之后，便分道扬镳，返回时，在另外一个车常经过的地方，两人会合，被撞着的人检查完车，知道“哪些地方坏了要赔多少钱”，撞车的人才把钱给人家。

　　“这跟古代的丝绸之路一样。就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跑，跑别的路你就死了，所以还是会碰到的，这都是凭信用在做事。”荣新江说。

　　1，季羡林先生说，世界上唯独一个汇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区就是“西域”，西域离中国究竟有多远？

　　2，作为唐朝学生习字范本的王羲之《兰亭集序》，何以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

　　3，唐朝时期的中国文化，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4，唐朝时期的在华老外，与现在的在华老外，有何不同？

　　5，唐太宗曾经命令高僧玄奘把《老子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结果究竟如何？

　　6，鲁迅在《魏晋风度及药及文章》中所嘲讽的“炼丹术”，为何会出现在波斯文、阿拉伯文献中？

　　7，唐代知识分子会走丝绸之路出国访学吗？

　　8，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诗中，为何把天宝末年将要发生的社会巨变，和玄宗爱妃杨玉环与发动叛乱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胡旋舞技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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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话荣新江

　　安史之乱终止了汉文典籍的西传

　　新京报：你着重探讨了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其中包括多种儒家典籍。一般来说，在丝绸之路涉及的区域，中国传统文化对韩国、日本包括东南亚等国的影响为人所知，问题是，对于西域或更远的中亚、西亚，是否也有类似的影响？

　　荣新江：我多年来一直做库车、和田等西域地区出土文书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也致力于探讨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情形，这应当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随着唐朝势力进入西域，汉化佛寺系统也在西域地区建立起来，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的碎叶城中，就有武周时期敕建的大云寺，一些西域官寺的三纲领袖，还有来自长安的大寺。随之而来的是汉译佛典，在当时中原流行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维摩诘所说经》汉文文本，都在西域地区流行，甚至一些中原内地的禅宗经典，如《神会语录》，以及汉地系统疑伪经，也都传播到了遥远的西陲；代表着儒家文化的《尚书正义》《经典释文》《切韵》，道家的《刘子》，史部的《史记》《汉书》等，也都传抄到龟兹，于阗国的沙漠绿洲；作为唐朝学生习字范本的王羲之《兰亭集序》和《尚想黄绮帖》，也都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由此可见，最具汉文化特征的典籍在西域的传播程度。

　　至于更为遥远的中亚、西亚，除了极其残破的汉文佛典断片外，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类似新疆古代遗址出土的汉文典籍资料，也就是是作为书的形态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在波斯文、阿拉伯文献里面，有不少内容反映的是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比如炼丹术的思想，不过相对而言，有关物质文化的记录要比精神文化的记载多得多。

　　新京报：如果没有或有限，是出于什么原因？

　　荣新江：首先是客观的唐朝以及西域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从典籍和文书两方面的证据得知，唐朝在开元、天宝时期，已经把直辖领域从西州、伊州、石城镇、播仙镇一线扩大到安西四镇地区，唐朝的西部边界也西移到葱岭一带。然而，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终止了唐朝直辖控制安西四镇的步伐，吐蕃乘河西、安西节度使下辖的唐军主力部队的东调勤王之机，从青海地区开始，由东向西步步攻占唐朝领地，最后在9世纪初，占领了全部河西之地，并与漠北的回鹘汗国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间为界，双方各据有原属安西四镇范围的塔里木盆地南北沿绿洲王国。唐朝与西域的密切联系由此断绝，汉籍不再能够传播过去，已经传去的典籍也渐渐变成了残篇断简，随着后来这一地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沉入沙漠当中。

　　另一方面是主观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中原传统的儒家文化主张“安土重迁”，民间禁忌也阻碍人们到处旅行，文人士大夫对于四夷之人抱着十分蔑视的态度，因此，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自己的“传教士”，不像西方宗教那样，主动而有计划地来传播自己的教义。史籍记载唐太宗曾经命令高僧玄奘把《老子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结果不得而知。我们从西域的情形可以看到，除了中原的佛教僧侣曾经努力向西域传播汉化佛教经典和思想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分子，并没有现身西域。很可能，他们原本就认为戎夷之人，根本无法接受他们的“礼仪”和“典章”。

　　世界主义精神与唐朝兴衰

　　新京报：在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这个领域，唐朝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朝代，而中西文化融合并非一蹴而就，也有对本民族文化、语言、信仰的“顽强坚持”，比如波斯人就是如此。那么，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使得这些外来者逐渐获得文化认同，最后完成了“中国化”？

　　荣新江：最重要的是唐朝时期的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当时唐朝的文化是吸收了南亚、中亚、西亚、东亚各地文化精华而造就出来的，因此是最高水平的文化，比如印度佛教的精髓都已经经过佛经的翻译和传授，进入中国。因此，外来民族对于包含有他们自身文化因素的中国文化，是容易接受的。比如波斯上层人士入仕唐朝以后，就逐渐认同唐朝文化。我讨论过李素一家三代人，从波斯质子，最后成为太庙斋郎，甚至乡贡明经，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相对来讲，波斯商人处在唐朝社会下层，而且具有变换灵活的性格，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波斯商胡在江南地区的广泛活动，也使得他们越来越融入中国社会。李珣兄弟原以卖香药为业，后来成宾贡进士，以诗词名家，则是深入到中国南方腹地的波斯人迅速中国化的典型。

　　来到中国的波斯人一旦进入这样一个富有深厚传统文化的社会当中，必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渐脱离本来文化的束缚，最后变成面貌虽异，而心态相同的中国人了。

　　新京报：说唐朝“确实是富有世界主义精神的时代”，具体应如何理解？这种“世界主义精神”，比如对粟特人商业、艺术等方面的吸收——与唐朝的兴盛、衰亡有怎样的关系？

　　荣新江：唐朝是一个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时代，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和在耶鲁大学执教的芮沃寿（Authur F. Wright）教授在他们主编的《唐朝的概观》（Perspectives on the T'ang）一书引言（Introduction）中提出来的，基本的看法是，唐朝具有极富国际号召力的特性，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容并蓄，周边民族对唐文化因子也可以广泛吸收，整个亚洲不同类型的人纷纷入华，而长安更是一个大帝国的盛大国际都会。

　　这种“世界主义精神”当然对于唐朝吸收粟特的商业、艺术等方面起到了好的作用，大大丰富了唐朝的文化。但是，因为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粟特胡人，因此在叛乱平定后，唐朝社会对胡人充满仇恨和厌恶，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唐朝前期胡化现象的否定，并且把这种胡化看成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诗中，把天宝末年将要发生的社会巨变，和玄宗爱妃杨玉环与发动叛乱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胡旋舞技联系起来。这种社会思潮实际上和当时的古文运动以及韩愈等人的反佛行动是一脉相承的。陈寅恪先生在讨论元稹、白居易《新乐府》时说：“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言，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映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见解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可谓至确之论。

　　其实，中唐文人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只能说是促成了唐朝的文化兴盛，而没有带来唐朝的灭亡。

　　丝路上的统一货币

　　新京报：4世纪初叶，在建立商业贸易网络的过程中，萨珊银币为什么能取代中国和西域地方王国的钱币，而大范围流通？

　　荣新江：在4世纪以前，丝绸之路上的钱币多种多样，有汉的五铢和中原汉晋时期作为钱币使用的织物，有汉佉二体钱、汉龟二体钱、高昌吉利钱等西域地方王国的货币，有贵霜铜币等等，都程度不同地在流通领域里使用。随着4世纪初叶以后粟特商人贸易网络的逐渐建立，萨珊银币取代其他各种货币，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等价物。其原因，是粟特商人沿丝绸之路东来贩易，逐渐形成自己的贸易网络，控制了丝路的商品交易。他们所携带的萨珊波斯制作的银币，质地较佳，也取代其他丝路绿洲王国的地方货币和中原西传的铜钱，成为丝路上的通用货币。

　　新京报：货币形式的统一，对丝绸之路的发展有何影响？

　　荣新江：萨珊银币作为丝路的统一货币，方便了丝绸之路各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无疑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也为粟特商人的经商活动带来无穷的便利，促进了粟特商人推动的丝路贸易乃至文化交流。

　　宗教的传播与流动

　　新京报：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各有发展，禅宗等也向西流传，不说兵荒马乱的时期，甚至在中印交往看起来基本断绝的情况下，佛教徒之间的往来始终未断。为什么东西文化交流之时，宗教的传播、流动如此强烈？

　　荣新江：除了中国文明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宗教，其他东西方的古代文化主要就是宗教文化，所以东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内涵，就是宗教的传播和流动。不论道路通畅与否，宗教的传播、教徒的往来，都是始终不会断绝的。

　　新京报：如果要理解中亚在国际社会的状态——从“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到被边缘化，再到如今慢慢回到舞台——若可以这么说的话，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视角或资源？

　　荣新江：过去我们的世界史是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我们的中国史是中国中心论的中国史，因此，丝绸之路上的众多文明被边缘化，或者说被忘记了。现在通过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历史的研究，将会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即平等地看到欧洲、中国主流文明之外的文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和相互作用，以全球化的观点理解丝绸之路上文明的交往史。

　　新京报：最后提一个问题。看了很多探讨丝绸之路的历史著作，大都会提到玄奘。甚至有人认为，如果要从历史上选一个人来做丝绸之路形象大使的话，应该是玄奘——你认同吗？怎么看这个说法？

　　荣新江：玄奘最合适，相对而言，他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在丝绸之路上行走最长距离的人物之一，同时他也留下了《大唐西域记》等优秀著作，同时他也有不少图像资料留存下来，所以最合适。

　　（本文参考了《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辨伪与存真》《敦煌：众人受到召唤》《中国丝绸之路货币》等图书及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二十年系列讲座2014年8月29日荣新江演讲速记）

　　■ 后记

　　记得有一年的教师节，学生送我一个贺卡，上面手绘着一幅丝绸之路地图，每个重要的地名旁边，写着一个学生的名字，这是这位学生重点研究或比较关注的地方。这个创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更加关注丝绸之路的历史，关注丝路城镇的文化。 ——荣新江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