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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声由远及近,先是在城西的墟墓之中,一天后,又渐渐靠近城墙,又过了一天,则到了居所的墙外,几天后的一个深夜,这哭声终于来到窗外。这天晚上,“月明如画”,但起来寻视时,却发现“实无一人”。这个诡异的哭声不得不让纪昀,这个被流放到乌鲁木齐的官员联想到几天前发生的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天,一名书吏拿着数十张通关文牒请他批准,而这些文牒并非发给活人的,而是发给死人的:“凡客死于此者,其棺归籍。例给牒。否则魂不得入关。以行于冥司,故不用朱判,其印亦以墨。”
但纪昀在看过这些文牒后,认为这上面的文字“鄙诞殊甚”,定然是这些书吏“托词取钱”的陋规伎俩。他不仅拒绝了书吏的要求,更启请驻防乌鲁木齐的将军禁绝这项陋规,而这一诡异的哭声,正是在这之后开始的。尽管纪昀仍然怀疑这些哭声是书吏故意搞的恶作剧,目的是胁迫他批准这些文牒,但最终,他还是在同僚的劝说下“勉强”批准了这些文牒。于是,“是夜寂然”。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异域
“白草飕飕接冷云,关山疆界是谁分。幽魂来往随官牒,原鬼昌黎竟未闻”。几年后,当纪昀终于从乌鲁木齐的流放地回到京师,官复原职后,他将这件事郑重地记录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在这本在18世纪文人世界名声煊赫的笔记小说中,纪昀记录了大量他在乌鲁木齐耳闻目睹的奇闻异事,这些半虚半实之辞,勾勒出一个超出常人认知之外的异域世界。尽管纪昀的流放之所新疆地区,在1759年就已经被纳入清帝国的内亚版图之中,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它仍然属于陌生的“关外”之地。即使在帝国颁行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1782年)中,将汉唐之际的“西域”与现在的“新疆”联系在一起:“今回部诸城,为古西域有城郭之三十六国”,但这些遥远的历史记忆仍然很难让18世纪的中国人找到心理上的认同。就像纪昀在这则“鬼哭”的故事中所揭示的那样,无论是对“生人”还是对“死者”,这里都已经是疆界之外的异域他方,如果生不能回归故土,至少死后也要凭借文牒魂归故里。
地理上的遥远使人陌生,陌生产生幻想,幻想又被文字化为心灵世界中的现实。因此在纪昀这些人的笔下,新疆/西域成为了一个盛产奇谭之所,因此,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不惮餍烦地告诉读者种种奇闻:特纳格尔山谷里“巨如柱”的大蛇,盘绕在高岗之顶对着太阳晒鳞片,这种蛇拥有剧毒,但它头上的角却可以作为吸毒石解毒,治疗痈疽;乌鲁木齐深山里有一种被当地人称为“红柳娃”的尺许高小人,每当红柳吐花时,便会“折柳盘为小圈,著顶上,作队跃舞”;一种“不知为何物”的怪兽,“似人似兽,周身鳞皴,如古松,发蓬蓬如羽葆,目睛突出,色纯白,如嵌二鸡卵”生吞活剥了一个牧人的马匹,还有一些看似“姣丽白皙,衣皆缯綵”的妙龄女子,其实是唐代段成式笔记小说《酉阳杂俎》里提到食人脑髓的飞天野叉。
东西方共同流传的幻想
“风灾鬼难之域”,纪昀在写到乌鲁木齐的这些奇谭时,特意引用唐太宗在《三藏圣教序》的这段话,以示古往今来,对西域看法心同理同。从唐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中的西域各国异俗到《西游记》里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再到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鬼哭夜叉,对西域的想象可以连成一条蚕丝一般半透明的、若虚若实的线,这条线一端通向所知的世界,另一端则连接奇闻幻想之域。
有些幻想甚至跨过西域的大漠黄沙,在东西方共同流传。纪昀不会想到在五个世纪之前,一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探险家也曾在他那本让无数西方人对中国趋之若鹜的神奇“游记”《马可·波罗行记》中,也提到了这种诡异的声音,他把它说成是“幽灵的声音”:“要是因为闲逛或是其他原因与同伴失去联系,又想归队,那时,他就会听到幽灵像同伴一样跟他谈话……通常这种声音会使他走失,使他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路,很多旅行者就这样迷路死去”。
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也在《自然史》中列举了这一地区很多奇异的种族,一种被称为Cynocephalus的人种长着狗头人身,他们居住在高山上“身披兽皮,只会吠叫而不会说话,他们以爪子为武器,捕杀猎物与飞鸟食用”,就像纪昀时或重复700年前唐人奇谭来印证自己的记述的正确一样,12世纪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柏朗嘉宾的一位旅伴,也声称在斡罗斯见到了这种狗头人。
奇谭就这样一代一代在东西方流传,有时分为两脉,有时又会交汇合流,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西域奇谭的记述,恐怕是对西域奇谭的终章了,19世纪应当被视为幻想世界的终结——一批批以科学、理性精神为指南针的西方探险家、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踏上了这块幻想之地,他们一路挥舞各种科学器材,在幻想的丛林里披荆斩棘,杀出一条通往现实之路。
【拓展书单】
下面所推荐的书目并非皆是最好的研究丝绸之路的学术著作,但它们所展现的是一种对过往想象世界的追寻,西域胡人献上的宝物,商路上的古怪人种,还有那些自19世纪以来纷至沓来的“外国魔鬼”——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是另一种幻想奇谭的对象。
《唐代的外来文明》
作者:爱德华·谢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8月,初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12月,再版
爱德华·谢弗,即薛爱华,可能是最后一个具有古典博物学家气质的汉学家,这本书既可以看做是一部讲述唐代中外交流史的学术著作,也可以看做是一部奇趣文明的百科全书,更可以看做一部美丽的诗作。薛爱华不仅兼具考据之长,对唐代舶来品的形状源流寻微探幽,他更描述了一种欲望,对来自异域殊物的好奇和想象的欲望。就像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那样:“舶来品的真实活力存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的领域之内,正是由于赋予了外来物品以丰富的想象,我们才真正得到了享用舶来品的无穷乐趣”。
《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
作者:于格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4年12月,初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11月,再版
于格的《海市蜃楼中的帝国》是一本颇像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那样的想象之书,丝绸之路这个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不仅仅是连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更将东西方的神话和传说连接在一起。千百年来行走于这条丝路上的人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那些看得见的人间之城,更包括那些看不见的神佛之城,这些城市存在于旅行者和探险家的游记笔记之中,也可以从壁画和雕塑中一窥他们的模样。就像书中所提到的那样,丝绸之路如同海上的薄雾,东西方隔着它对视,看到的是一座海市蜃楼中的帝国。
《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
作者:彼得·霍普科克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初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再版
霍普科克的这本书恐怕会让很多人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因为这本书中的措辞似乎更适合大陆学者的习惯,将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等人的寻宝之旅都称为“劫掠行为”,写到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时,“搬走他所能搬走的东西”,而斯坦因则恼恨于“那些比活人更大的塑像,由于尺寸和条件的关系,均无法搬走”。
尽管这本书充满个人好恶,但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出版,所以在国内丝路研究史中仍占一席之地,霍普科克介绍了自19世纪以来西方探险家在中国的行动,有开辟之功;书中提到的几位探险家的探险记录几乎都有中文版。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译本1948年由开明出版社出版;伯希和的《伯希和西域探险记》2001年由耿昇翻译出版;而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早在1936年由历史学家向达译为中文,中华书局出版,有趣的是,2009年西苑出版社再版此书时,将书名改成了《斯坦因西域盗宝记》,且换了译者;201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又改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这回用了向达先生的译本。
□李夏恩(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号ibook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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